北大逃兵

就在“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进入高潮的时候，北大一年级学生邓世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邓说，按理说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心。面对物价的暴涨和残酷的内战，他甚至产生自杀念头。为此，他向胡适提出“内战会不会停止”、“国家是否还有救”等7个问题。胡适收到邓世华的信以后，非常激动，马上给他写了回信。胡适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8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

接下来他针对所谓苦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说明英国人民能够谅解国家的困难，知道在战后必须“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才有出路。可见悲观不能救国，叫喊不能救国，不努力也不能救国。“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随时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说：“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他爱护青年，想与他们交朋友；他很健谈，能与人真诚相待。”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也是胡适58岁生日。这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然而这时的北平，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谁都知道政权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这时，蒋介石派人劝胡适早点离开北平，但是他一直犹豫。12月13日，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上，刚满50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动乱和民国初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30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6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来电话、发来电报，说飞机即将到达，请他“即日登程”。他将校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之后，才决定南下，然而飞机并没有如期到达。直到15日下午，他才与妻子以及陈寅恪等人登上飞机直飞南京。12月17日北大举行5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已经不可能参加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胡适还是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明日请看：31岁的清华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