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朴雄伟”与大学使命 

1932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重新开学，罗家伦为了陈述他的理想和抱负，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

他指出：作为校长，应该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这样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作为首都大学，应该对国家民族担负起特殊的责任，否则办这个大学就没有意义。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他还说，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的基础。一个民族要自立图存，就不仅要在文化上有所创造，还必须使民族文化有所寄托。国立大学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处，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这一使命，就不能塑造民族的文化精神，领导民族的文化活动。

为此，他提出要树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不是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他说如果学者对学问缺乏诚意，文化就会堕落，事业就会败坏。所谓朴，就是以质朴的不计功利的态度埋头学问，而不是把它拿来做门面、当摆设。所谓雄伟，则是要改变中华民族体质柔弱、精神不振的状况。他认为树立并养成理想的学风，对于担负起上述使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演讲中，他还以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努力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有机体民族文化”包括两个含义：第一，大家要具有死里逃生，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由此可见，罗家伦所谓“有机体民族文化”，就是要把教育纳入“精神一贯，步骤整齐”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目标”之中。这是否体现了集权主义的政党意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罗家伦上任后，曾提出要按照安定、充实、发展的思路重建中央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还是非常重视添置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的前一年，中央大学在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6582元；上任四年后，图书仪器经费共计120万元以上，每年平均30余万元，是过去开支的8倍多。“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48265册，西文书19570册，中文杂志266种，西文杂志186种，卷册均不及计。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西文杂志种数甚夥，其中……最可乐道者，则在此短期内，购齐西文全部杂志计30余种”，有些图书杂志价格昂贵，也要“不惜巨资”购买。

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因为中央大学就在首都，一些党政要员想把亲朋好友安插进来，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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