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义感和是非心转移风气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的景色很美，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澈的嘉陵江。远远望去，简陋的教室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鳞次栉比地散布在小山坡上，再加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两年后，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2000多人，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的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校舍数十栋。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那笔建校款。因此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

校园建好后，重庆大轰炸开始了。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罗家伦总是竭尽全力保护学生。有人回忆说：“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陶方面。抗战前，他就因为“近年来高等教育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忧心忡忡；抗战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他坚决反对。他告诫大家：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主持了他上任后的第十个毕业典礼。面对即将离校的学生，他是这样讲的：“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他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的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因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

由于害怕年轻人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以构建理想社会为目标的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为攫取个人利益而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最后，他希望大家不要迎合社会潮流，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用“正义感”和“是非心”做转移风气的工作。毕业之后，千万不要只认校友，安插亲信，因为“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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