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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草根的力量 农民反腐作家高启伟与他的《乡祭》(图)


(2006-05-10 17:35:07)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出了个李昌平,他含泪上书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而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引发声势浩大的农民减负、农村改革行动。

    而早在李昌平之前,监利还有一位他的同龄人、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为草根阶层呼吁。他目睹农村的贫困、基层的艰难,痛心疾首,他曾带着厚厚的上访材料拜见湖北省委书记,并得到批示,使监利县当年减负1千余万元;他不断与命运抗争,但因无力改变现状转而写出40万字的长篇小说《乡祭》……

    5月16日,高启伟走进荆楚网嘉宾访谈室。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荆楚网嘉宾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农民反腐作家高启伟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作客荆楚网嘉宾访谈。我们的话题还是从你的书说起,我知道您出了一本名叫《乡祭》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大概有40万字,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您的书的内容好吗?
嘉宾: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初次走入这样一个网站接受访谈,请大家多多见谅。

主持人:可以谈以下您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吗?
嘉宾:我是一个农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报纸或者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在人生路上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每一段历程都饱含着酸甜苦辣,令我回味无穷,我觉得如果不拿笔把它记下来我的心就会有一种被挤炸了的感觉。我想通过这部小说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取得的伟大的成绩,但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不良的现象阻碍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所以我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一些描述,希望能够引起当今政府的重视。农村要发展,基层是关键。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写这本书就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些情感无处倾吐,然后希望通过写书的方式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引起读者的共鸣?
嘉宾:其实呢,之前的话也是做了不断的努力,几次到乡政府、县政府向他们申请在我们那里做生产队队长或村长,带领老百姓致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后来由于农民负担过重,我去上访,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农民负担当时也减下来了,但是这阵风过了以后又反弹了,我就感到很无可奈何,决定把这些现实和感受写下来。

主持人: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根据您的亲身经历写下来的是吧?
嘉宾:如果我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话,作为一个农民而且只上过高中一年级的话我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主持人:您创作这部小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嘉宾:困难当然就很多了,比如我当初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稿纸都没有钱去买,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念小学,一个在念初中,就在他们那些旧试卷、旧本子的反面写,当时写了以后就引起我们一个镇党委书记的重视,他就给我送了20本稿纸过来,这部小说就是用着20跟稿纸写出来的。我一家四口人,两个儿子又要上学,家里还有责任地,我一方面要养家糊口,要从事劳动,另一方面还要从事写作,而写作是很需要心静的,这种矛盾没有坚强的毅力很难坚持。这期间感觉最悲哀的是儿子的学费一直没钱交,特别是大儿子,几次要被退学,是我耽误了他的前途。

主持人:我们现在让网友们认识一下你的《乡祭》。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据我所知,市面上有很多盗版的《乡祭》,盗版对你影响大吗?
高启伟:盗版书对我影响是自己的正版书卖不出去,经济上的影响很大。但同时欣慰,就是有更多的读者,有更多的人对农村问题的重视。

网友mcggtz:出书后感觉如何
高启伟:我作为一个农民,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人,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心情还是很高兴,我的目的是希望有人看,希望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现在基本上达到了。

主持人:你说农民负担重,到底重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给我们算一个细账?97年是什么情况,你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时又是什么情况?
高启伟:97年我家4个人,分3亩地,要交1600多元,当时相当于田地上的所有收入要交进去,所以很多人没法交清。而且要提前完成60%,近千元。只能用高利贷交,因为罚款到40%,更高。我经常是收到稻谷留到春节才打谷,免得被收走。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组数字,你曾上访到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那里,反映铁庙村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据说当年铁庙村的负担减了13.6万元,网市镇减了186万元,监利县减了1039万元,在当时影响还是较大的。这种成就保持了多久?  
高启伟:3个月左右,到秋季就开始反弹,让我感到很无奈很悲哀。我当时是借钱到省里上访,没有经济来源,没办法上访,只好拿起笔写书。 

主持人:曾经有《中国改革》、《洛杉矶时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新民周刊》等众多媒体关注过你,对你的命运有所改变吗? 
高启伟:有一点好处,增加了社会知名度。但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改观,而且在监利给我带来压力,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公开场合说我的书使监利工作很难开展。出书后,荆州日报曾请我过去当编辑,但不到两个月被当地领导反映我是个“危险人物”后辞掉。我觉得自己起码有能力可以当个村长或村支书,可以带领农民致富,当他们不敢用我,并让我出去挣钱,说是这样才是实在的。后来到广州收破烂、到天津学手艺,并做过《中国改革》发行工作,但最终因经济原因还是到合肥打工。  

主持人:你的同乡曾用“为人正直、性格倔强”来评价你,你也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吗?
高启伟:是的。以自己不下20次的经历来看,农民要想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太艰难。84年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到天门贩鸭子回来卖被骗,那年我21岁,打官司胜诉并且获赔700多元。但近2年在合肥至少有12次官司,只胜4次,但还是得不偿失,又花钱,又花时间。最后一个官司,我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是希望看看法律有多大的力量为老百姓说话。但法院要我们提供证据真是很难,其实他们出面寻找证据应该比我们普通老百姓容易得多。我就不明白,我给别人干了活儿,讨不到工钱,别人还有理。我打2千元官司,请的律师要我出3千元代理费,我真的很生气。

主持人: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改变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境遇,您觉得自己处世的态度有所改变吗?
高启伟:有一点。我觉得自己不需要太固执。

主持人:你卖书的时候遭到城管干涉,一开始还抗争,后来就听之任之了,是吗?
高启伟:我知道自己在外乱摆摊不对,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但老百姓要活命。比如我要摆摊一天,不可能申请办证,等办齐手续说不定命都活不下去了。在城市,找不到我们摆摊的位子。 

主持人:你曾在合肥工业大学、湖北大学做过演讲,目前大学中很多学生来自于农村,但他们似乎不太愿意像你这么大谈农民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大学生网友讲?
高启伟:我到学校买书也是希望大家知道我的精神,希望他们明白父母的艰辛,能好好读书,能回去改变农村的贫穷。

主持人:你曾经也信心十足希望改变家乡面貌,但刚才你也谈到,有人建议你离开农村出去打工赚钱,实际上你也出去打工了,那你认为打工能改变农村现状吗?
高启伟:肯定不行。但家里只有3亩地,要养活两个读书、学手艺的儿子,还有自己和老婆,如果只要活命也可以在农村勉强生活,但自己毕竟有更多的理想,希望把儿子培养出来,有更高的追求,就不得不离开家乡出去打工。 

主持人:通过跟你的交流,感觉人生有些沉重。但前几天听你在湖北大学演讲时,你也说过让你感到欣慰的3点:1、监利腐败分子垮台了;2、农民负担全免了;3、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但你随后又加一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能不能谈一下原因? 
高启伟:建设新农村,空口号大家都会喊。80年代,我们村有很多企业,有榨油厂、砖厂等……设备都有,后来被乡村腐败分子卖得差不多了,集体财产几乎没有,村里小学都没有。强壮劳力都逼着出去打工,剩下老弱病残怎么建设新农村?我们村里支部书记都莫名其妙的跑出去打工去了,至今还没有村支书,怎么建新农村?所以我建议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组织建设,没有领头人怎么办? 

主持人:以你看,农民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高启伟:人才。农村改革万事俱备只欠人才。我的书就是弘扬两个有志青年带领大家建设新农村。

主持人:目前国家有支援农村支援西部建设的政策,现在又到了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参与支教的大学生。
高启伟:是的,我的小说里反映的就是两个带领农民致富、建设新农村的有志青年。

主持人:关于反腐,替农民呼吁,在你的家乡监利,还有一个著名人物李昌平,实际上,很多接触过你的媒体也都把你与他相比,你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异同?
高启伟:过去是两个阶级,他是当官的,我是被他们拔了20年拔不掉的钉子。但后来李昌平有一段时间撤职当农民,在当农民的过程中才真切感受农民的苦,再次走上工作岗位时,为农民做了一件最大的好事,写出给总理一封信,我认为只有他写得出来,因为他当过农民,他才有最真切的感受,我很敬佩他。

主持人:我们知道你从合肥到武汉,现在住在汉阳月租80元的简陋房子里,网友想了解你最近在作些什么? 
高启伟:自从离开家乡5年,遭遇坎坷太多……现在一边卖自己的书,一边在写另一本小说。 

主持人: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
高启伟: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在合肥打工还有1万多元的工钱还没讨回,而且我还欠着儿子读书的学费,经济困难较大,原来放在家里的书也只要拿出来卖。 

主持人:在你遭遇种种不公待遇的时候,是否对自己、对社会失去信心?
高启伟:我对自己绝对没有失去信心,对社会更没有失去信心,因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对农村也非常重视。但我唯一失去信心的是乡村干部,但最近通过跟家乡联系,觉得现在新任干部好像有所改变。 

主持人:您从小就有许多异想天开的梦想,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高启伟:我家兄弟姊妹很多,父亲在我6岁时去世,兄弟姊妹中只有我读到高中,有些根本没有上学,家里负担重,所以,最初我希望发奋学习改变家里面貌。后来,又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找个富裕人家做上门女婿资助我考大学,最后还是失败了。我就明白只能靠自己。90年我曾用攒的5000元当着押金希望当村长,如果我不能当好,不能改变村里现状,押金不要,5年工资也不要,但我依然没能当上,别人告诉我,因为5000元押金没有作为行贿的钱。 

网友“热干面”:请问对村干部的海选,您怎么评价?
高启伟:我最希望就是村干部海选,我84年就跟村里建议海选,但他们要抓阄,我不同意。在中国现在这么民主的情况下,我们村里却从来没有搞过海选。

网友“华尔街牧牛”:有人说,中国人民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选举,你怎么看?
高启伟:说农民素质不高,我不同意。我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干部还是农民,我觉得农民是最真诚最善良的,他们会选上办实事的人。 

主持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高启伟:一个是希望小儿子上监利示范高中,二是希望自己能为家乡多做些贡献。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高先生,也谢谢所有参与和关注我们今天访谈的网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嘉宾:谢谢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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