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验层面进入理性层面－－新闻论文写作的通病及防治办法之三
林永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310039）
    新闻论文写作的第三种毛病是：论述，见经验不见理论。防治办法是：开拓视野，就事论理，由经验上升为理论。
     　　论述，是指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阐明论点的说理过程，因此，论述也可称为说理、论证，是论文写作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我们通常所说的，论文要有点理性的东西，论文要有点理论色彩，都要靠论述这一步工作。
     　　一篇论文最可宝贵的，就是闪烁着理性光彩的东西，就是能给人以启迪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哪怕是几句话，甚至是一两句话。
     　　在我们浙江省新闻界，出现过不少有理性色彩的优秀论文。但是我还得实事求是地说，有为数不少的新闻论文实际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停留在体会、随感的层面上。从参加浙江省地市报和县市报论文评选来看，这一类的论文占到一半光景。温州市有两位同志写的有关“2·24空难”报道的启示的文章，总结了四条经验，这当然是好的，但全文没有什么理性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地市报的领导人和记者编辑，结合自己新闻业务的实践活动，包括采访、写作、编辑工作、撰写言论、新闻摄影，从中发现论题，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因为我们毕竟不同于专职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对那些纯理论的学术课题展开研究。现实的重要问题在于，要把经验性的东西、体会性的东西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有人说，论文论文，关键要“论”，即要就事论理，理出理性的东西来，理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我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来，深深体会到，理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是最可宝贵的，一，它能指导自己的工作；二，它能指导别人的工作－－我们常说的“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这个意思；三，它能传之于世。
     　　经验性东西和规律性东西的差异，一是后者高于前者；二是，更重要的，在于它接近真理、达到真理的水平，因而具有普遍意义。惟其如此，它每每具有理性的力量，能给人以启迪和教育。梁衡三部曲，其中一部新闻作品集附有理性的东西，依我看，也可以传之于世。
     　　一般的新闻作品集，一是出版社不愿出版，除非你倒贴出版社一笔钱。二是即使出版了，也很少有人买。于是，只好把书堆在出版社的仓库里。三是作为内部书印的，送送人而已。梁衡的聪明在于，他的每篇作品后面都有一段理性的文字，即便多年前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时写的新闻作品，一附上一段理性的文字，就有意思了，就不受相隔二三十年时间的限制，还会有一种给人以启迪的东西。我之所以说这些情况，压根儿没有抬高梁衡、贬低其他同志的意思，而是旨在说明理性东西的重要性。出书是这样，写论文也是这样。我翻来覆去这么说，目的是为了提醒同志们注意，要看重经验的东西，但更要看重规律性的东西；要看重感性的东西，但更要看重理性的东西。
     　　那末，怎样把感性的东西、经验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呢？我想结合自己三篇论文的写作过程谈三点体会。
     　　1.要广泛涉猎与自己准备酝酿写作的论文相关的文章，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引出新的思想火花，以利于论出一点新的道理来。
     　　《中国记者》杂志1993年第8期、第9期连载了我写的业务论文《当编辑的难与易》。为写这篇论文，我集拢五六十本新闻期刊中有关报纸编辑的文章加以研读，学习了两本有关报纸编辑的书。这些文章，这些书籍，使我拓宽了视野，也拓宽了思路。我把自己积累的大量资料，和这些文章一碰撞，产生了新的思想火花。人家这些文章都讲“为人作嫁”，“苦中有乐”。我产生的新的思想火花则和他们有别：我当编辑，不仅成人之美，而且“成己之美”，在成全别人的事业中成全了自己的事业。这是一。其二，我觉得我的论文不能停留在“苦中有乐”的层次，要向前发展一步，于是由“苦乐观”发展到“难易观”。老实说，到我发表这篇论文为止，还不曾有人提出“当编辑的难与易”这个问题。这个论点是新鲜的，也即论人之未论。紧接着，我根据自己积累的资料，就事论理，理出了四个插题和四个分论点：
     　　第一个插题是：敢于大刀阔斧，又善于精雕细刻。我的分论点是：对一篇稿件作点文字修改或略作压缩，是不难的，难的是琢磨整篇稿件的主题思想，既敢于大刀阔斧，又善于精雕细刻。
     　　第二个插题是：审时度势，从宏观上权衡利弊。我的分论点是：修改稿件并不难，难的是能审时度势，把握政策，从宏观上考虑其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权衡利弊，进而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三个插题是：独具慧眼，从砂石中淘出金子。我的分论点是：否定一篇稿件并不难，而要从难以见报的稿件中发现其闪光的东西，提出改写意见，以至成为好稿，这自然是有难度的。
     　　第四个插题是：掌握消除稿件差错的规律。我的分论点是：检查和审阅稿件，消除一两个差错，是不难的，难的是要掌握消除差错的规律性的东西。
     　　经过上述如此这般的一番努力，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写得比较成功的。
     　　2.和别人一起议论，变一个脑子为两个脑子，把别人的智慧和自己的智慧嫁接起来，有助于说理的展开。
     　　写论文，我感到最困难的是，说理难展开。
     　　《新闻战线》1994年第4期刊登的论文《洞开省门搞报道的成功尝试》，尽管被评为获奖论文，但是在构思、谋篇阶段，同样遇到了说理如何展开的困难。我的这篇论文，是评析浙江日报两位记者一次横跨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写成的一组12篇带有思辨性的报道的，他们的这组报道的总题目是《万里海岸世纪风》，一共有3万多字，而我用3000多字的篇幅去评析它们，特别是要讲出点“道道儿”来，难度可想而知。我自己首先思考了一番，我觉得，不能为评析报道而评析报道，评析报道的目的是为了提出问题。我寻思后，一开头就提出了问题：一家省报的经济报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光是局限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行吗？如今，地处沿海黄金地带的浙江人，眼界所及，不仅是浙江省，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他们不仅关心浙江省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特别关心全国沿海开放城市的新举措、新信息、新变化、新作为。那么，作为一家省报，仅仅依靠新华社提供的经济信息和经济报道，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了。这样提出问题，有时代感，且为浙江日报的这组报道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和缘由。在提出问题后，重要的在于分析问题和回答问题。从这组报道中可以引申出哪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呢？我固然可以研读报道，但感受无论如何不如两位作者来得深刻。我忽然想到，不是也可以“由记者采访记者”吗？于是，我便向这组报道的作者之一俞文明采访，并在采访中一起议论。我觉得，议论，是智慧的互补，是集体思考的一种形式。正如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所说的：“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我们还是各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彼此交流，我们各自就有两个想法。”我在和作者的议论中，这组报道的三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便显现出来了。我深知，自己的知识有限，不妨借用别人的知识；我深知，自己的脑力不足，不妨借用“外脑”。通过和作者一番深入的议论，一个脑子变成了两个脑子，借用别人的知识补充了自己的知识，我在论文写作中，说理便不怎么为难了，倒是有一种左右逢源之感。结果，这篇论文用两三天业余时间便一气呵成。
     　　3.收集了感性材料之后，不妨先形成一个草稿，而后有目的地去“啃”相关学术著作，尽最大努力去汲取学术知识，并加以消化。之后，再用带有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草稿，去处理感性材料，重新立论，展开论述，使之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我当年出席亚太地区报刊和科技研讨会所带去的那篇论文便是这样写成的。因为这个研讨会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也就是说，我的论文有可能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进行交流与研讨。所以，我的那篇论文论题也大了一点：帮助9亿农民掌握致富的金钥匙。由于加了一个副题，使论述的口子和范围受到限制。这个副题是：论报纸向农村传播科技信息的作用及其影响力。一是单指报纸，而不是指所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二是单指报纸传播科技信息，而不是泛论报纸传播科技方方面面的东西；三是单指向农村传播科技信息，而不是向整个社会传播科技信息。副题上的这三个限制很重要。
     　　我从方方面面收集材料后，写了一个草稿，实际上把感受性材料初步梳理了一下。然后，我就有目的地去“啃”相关的学术著作，包括《控制论》、《信息论》。同时，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论述，学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的文件，学习了钱学森对有关信息的论述，学习了宋健关于开展科技兴农，使广大农民学会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商品经济，以及有关引导农民逐步改变传统的生产习惯和方式的论述。学习和吸收了学术知识，学习和了解了当时中央的精神，我的眼界就高了，就宽了。见多才能识广嘛！我学习了《控制论》，知道了控制论的奠基人、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的一个观点：“要有效地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而联系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报纸传播科技信息的重大意义就可想而知。结合当时中央的精神，我在论文一开头就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问题：报纸向农村传播科技信息，让我国9亿农民了解、掌握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这是关系到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的一件大事。
     　　我通过“啃”相关的学术著作，通过学习中央文件，联系我国报纸向农村传播科技信息的实践，我对报纸向农村传播科技信息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理出了四条，即桥梁作用、推广作用、导引作用和反馈作用。我的这篇论文经大会学术委员会审议后，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并根据大会学术委员会的建议，被邀请在1992年9月29日的学术分组会上加以宣读。
     （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