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担当
蔡朝阳
    打开《现代汉语词典》，对“记者”的释文仅28字：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职人员。可就是这区区之言，承载着太多的责任与重担！
     有心理学家对人的敏感度、判断力、反映速度等指标进行综合测试，结果发现人的先天差异并不大，形成差距的主要因素在于后来形成。而在所有导致差异的要素中，首位当数“人的责任心、责任感和责任意识”。这无疑告诉人们：一个人的学识、能力、才华固然重要，但倘若缺乏责任心、责任感、责任意识，就不堪大用；即便小用，也令人忧心。
     责任，其实是一种责无旁贷的担当。为人父母，担当着养儿育女的责任；身为儿女，担当着孝敬老人的责任；经商开店，担当着诚信无欺的责任；悬壶行医，担当着救死扶伤的责任；手执教鞭，担当着教书育人的责任；头顶国徽，担当着秉公执法的责任……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须臾不可缺失责任意识。可以说，正是人们强烈的责任心、责任感和责任意识，不断推动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作为记者，又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或许，因时期之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并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是打造记者公信力，乃至造就媒体公信力的重要路径。60多年前，邹韬奋先生在《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中说：“现在都须彻底认识新闻记者所负责任的重大……知责任的重大，便不致糊涂过日子，要时时振作，时时警觉，时时求进步。”时至今天，“知责任的重大”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因时代的进步，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责任意识在于日积月累的养成。去年，有一篇调查报告引起各方关注并得到温家宝总理批示，这就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名学生，利用寒假在山西老家的农村调查，回校后写出了三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温总理在批示中指出：从事新闻事业 “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这番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突出强调了确立责任心对于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重要性，强调了只有投身实践、把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才能了解与热爱祖国和人民，才能产生出责任心。这些话语，不仅是对一名学生的肯定，对广大新闻工作者也是鞭策和激励。
     有多高的境界，就会承担多大的责任。人们常说，有的人有境界，有的人无境界；有的人境界高，有的人境界低，这里面既包含着鲜明的褒贬色彩，又凸显着人们对责任意识的呼唤。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决不仅仅是一个高超的“文字匠”，他的境界应当高于普通人，他的责任意识应当强于普通人。人们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这里所指的“王”，实在是说记者想的是“王”的事，操的是“王”的心，担的是“王”的责。著名报人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可见，培育高尚的境界和涵养，对于记者是多么的重要。
     有一例或可为证。雨果和大仲马根据同一个故事原型而写出的各自的名作《悲惨世界》和《基度山伯爵》，论情节，论技巧，论惊险传奇，两者都不相上下，但是，雨果之所以比大仲马高出一筹，就在于他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要探索人的心灵的深度，把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空前广阔的境界；同时，雨果自觉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并且将个人恩仇上升到对畸形的社会的愤怒抨击，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无情的批判。有学者对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与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铁面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个作家的关怀所在：雨果对人的命运与人的心灵世界的关切，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对作家生活的年代中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和心灵痛苦的深刻同情，对社会历史责任的重大承担，都是大仲马难以企及的。这也就是在众多普通读者和专治文学研究者心目中，永远奉雨果为文学大师的根本缘由。
     当然，记者不同于文学家，也并不要记者成为无所不能的“千手观音”，成为上天入地的“包打听”。这样的要求超出了记者的负荷，也非记者所能为、所愿为。我们的期待是：记者尽量站在高一点的位置，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即便起不到“救死扶伤”的作用，哪怕“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便也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