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韬（湖北电视台 430077）
    
     湖北电视台的《沟通》采用全外景“3+1”谈话模式，是一档有些“特别”的谈话节目。说它特别，是因为一般谈话节目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和封闭的演播室，而《沟通》却每次都要走到最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中，那里往往很热闹，人又特别多，其中有事先知道话题内容特意赶来的，但更多的是没有经过组织，是偶尔经过的路人，他们要说些什么？有什么观点？都是未知的。如何在这个复杂和随机的开放空间里，让谈话进行得有序并能扣紧主题，对主持人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一、沟通需要开放的主持风格
     《沟通》是新闻性谈话栏目，要求每期节目的录制现场都要和话题内容相关，比如：“助学贷款”就要到话题的发生地校园中去，“农民增收”就把谈话现场设在田间地头。在这些开放的谈话环境中，主持人的做派与风格，同情感类谈话节目是不同的，需要有开放的心态。记得《沟通》第一次录节目是在武昌江滩，作为主持人，我最担心的是现场观众来得太少，没想到，不一会儿我们准备的椅子就坐满了，整个节目现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社会是需要《沟通》的。
     《沟通》的观众很多是带着问题和困惑来的。开放的现场使得主持人有了直接接触社会底层公民的机会，能够听到演播室里听不到的声音，经历演播室里不可能发生的矛盾与冲突。老百姓需要帮助，但他们往往不知道通过哪种渠道使自己获得帮助，这恰恰是《沟通》设置开放现场的目的之一。在《群众举报让腐败无处藏身》节目现场，有位观众一直很犹豫想发言，我走到他身边鼓励他起来说说，这位观众非常小声地问检察长“如果我举报了，你们能保证我的安全吗？”检察长的回答打消了他的顾虑。后来就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沟通》常常让主持人不得不放弃自己主持的位置，尽可能地站到观众中去，离他们越近，才能更真实地体会他们的困惑和需要，才能更好地在政府和百姓中发挥好桥梁的作用。由于观众的随意性，总会有意想不到和极具个性化的问题，这个时候，以开放的心态包容，在倾听中理解，寻求话题的推进，显得尤为重要。
    
     二、沟通需要记者型主持人
     《沟通》是新闻节目而非文艺题材，话题是动态而非程式的。为了使话题更具层次感和可视性，每期节目都会在前期进行周密策划。然而，主持人一到现场，面对的却是“动态”真实的人和事，且千姿百态形式各异，甚至有时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表象。在做《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节目时，农民朋友们有很多困惑：“出外打工的人还能不能分到地？”“举家外迁的能不能再回来？”“欠款户该怎么处理？”等等，每个村每个农户的情况都不一样。面对这种情况，主持人不仅要对事前知晓的国家大政策进行很好的把握，还要从现场的变化中，尤其是农民朋友们那些极具个性的描述中找到问题的共性和本质，做到既帮助他们解惑又保证话题按策划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沟通》的主持人首先应该是一名记者，因为他（她）无法在出镜前完全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思路提问，而是在“记者发现”、“记者调查”、“记者报道”中推进话题，在完善节目的策划、组织和传达中主持节目。记者型主持人强调主持在现场的亲历，强调在充满变数的过程中保持话题的准确性，从而使“话题推进”、“现场灵动”与节目策划相契合。
    
     三、沟通需要较强掌控力
     “用沟通的方式化解矛盾，用沟通的语态对话交流”。简单的串联不是沟通，主持人应该眼观现场、胸有大局，积极引导嘉宾和观众用“沟通”的语态来探讨哪怕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在《公安大接访》节目中，有位观众问公安厅厅长：“上访两年多，我那里的民警总是不理不睬，觉得非常痛苦。大接访会不会像一阵风？走形式？”这个问题很尖锐，现场气氛紧张起来。作为主持不能唐突地请嘉宾回答，而是设法引导嘉宾一起体会上访者要求破案的心情，把话题从“个人情绪”转到“政策层面”，让节目反映群众呼声，让谈话更有深度和广度。
     在节目现场个别群众时常会出现极端情绪，提出一些无法立刻解决的实际问题。此时，主持人是把话筒收起来，还是递给他？这对主持人的责任感、分辨力、掌控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在《福星工程，让五保老人安度晚年》中，有位一直旁观的老人突然对民政厅厅长说他也想住进福利院。采访得知他不是五保户，他的问题虽然不在当天节目的探讨范围中，我们还是耐心地听，并请厅长回答。当了解到，目前国家财力有限，只能先解决最困难的五保老人，他可以通过民政部门其他相关政策来解决困难时，老人表示理解。作为新闻主持人，你首先是记者，应该以寻找事实真相为目的，不去回避那些尴尬的问题，并努力从纷杂中找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