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斌（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430056）

一、媒体资源配置的偏差

我国媒介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况，绝大部分媒介资源和受众市场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而人口占全国绝对多数，居住区域极其辽阔的农村地区，媒介资源却十分有限。农民周围缺少媒介，缺少接近媒介的机会，也缺少表达自己思想和观念的话语空间。农民与媒体的关系基本上是“疏离”的。媒体与农民的“物理距离”和“社会落差”都很明显。

媒介自身也存在与农村和农民的“有意隔离”偏向。好些报纸媒体多定位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较高的人群里，实际上是精英的媒介。由于市民和农民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内容需求和接触习惯等存在差异，所以报纸较高的“门槛”也把农民排斥在媒体大门之外。这些媒介在定位和内容选择上确立的重点是“市民关心的，关心市民的”，目光都是远离农村和农民的。

二、媒体内容选择的偏差

目前，有关农村和农民的信息在我国诸多媒体上是“稀缺资源”，农村和农民是媒介的“缺席者”和“失语者”。

为什么媒体上有关农村和农民的内容总是极少呢？不少人倾向于分析媒体的市场动机，因为媒体传播的内容与受众市场是密不可分的。《华西都市报》在阐述自己的定位理由时说：“决定报纸生存发展的是广告，这是报纸的经济命脉。……这些年来城市经济独占鳌头，而人数最多的消费者——市民，乃是推动市场经济的最活跃的因素。”不过，当市民成为媒介的目标市场时，农民又因为其生存的状貌，仍处于市场的边缘，媒介缺少关于他们的信息，也缺少他们关心的信息。云南大学的郭建斌对云南贡山县的独龙乡作了越冬田野考察之后，在其论著《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中写道：“无论是在某个通过电视发布广告的广告商看来，独乡的电视观众，都是广告商和电视节目制作、发布者所瞄准的‘目标受众’中的边缘人，甚至进入不了‘目标受众’的范围。因为就媒介和广告主关注的的购买力和影响力来说，农民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所以农民们的生存状况并不会占去大众媒体太多比重，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有消费能力的其他阶层。

但是，无论是出于媒介责任还是出于利益考量，媒体自身应该认识到农村潜在的传媒市场空间和价值，把注意力真正放在农民身上，加倍反映农民的生存、生活、生计和生命等方面的信息。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如对涉农政策、市场供求信息、致富信息需求的渴望，对技术指导的渴望，对消遣娱乐的渴望，再现“农民关心的”和“关心农民的”。

三、媒体形象再现的偏差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并不具有话语权力，媒介拥有再现农民形象的话语权，可以再现自己和他人。

我国的媒体从业者对于农民来说，确实是强势群体，他们在采集加工刊发新闻作品时，是具有选择权利和能力的守门人，作为新闻采集者他们可以决定人们看到什么或者看不到什么，而作为新闻加工者他们又能影响人们这样看或者那样看。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似乎决定了他们在新闻报道中为什么容易忽略农民群体，往往把“弱势群体话语排斥出社会主流话语领域”。

“形象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实际的（就像在图画或照片中），或是想象的（就像在文学或音乐中）。现在一般指为了吸引公众而非复制现实，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以至现实难同形象相符。”这个概念，使我们认识到“形象”是“表述”和“创造”的，这种表述和创造可以根据“实际”也可以依据“想象”，而表述和创造的结果就是，人或者事物的“人工制品”或者“公共印象”。

那么，农民的“公共印象”是由谁建构和再现的呢？一是各种艺术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再现，一是新闻报道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我们在这里只关注新闻报道这种根据“实际”的再现。新闻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具体的吗？是真实的吗？是公平的吗？其实，媒体无法避免偏差，就象“形象”的概念中解释的一样，“它意味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以至现实难同形象相符。”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有偏差，有怎样的偏差，形成偏差的原因以及偏差造成了哪些危害。

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人们生活和交往的空间超出了经验接触的范围，许多信息的获得都是依赖媒介的，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是通过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来实现的，媒介的偏差就会形成受众认识和评价的偏差。媒介的这些偏差，影响了人们对农民的认知和互动关系，也影响了农民的自我认知和完善。

（编辑：陈永和）#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