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声武（湖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430062）

一、新闻体裁创新的历史演进

1.拨乱反正时期的新闻形式：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

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配合形势，揭露和控诉政治丑行、反思社会悲剧的根源和教训。1978年3月新华社播发穆青等人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物通讯”[1]，不久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时传祥沉冤昭雪》发表， 同一天，《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刊出，其后，《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要为真理而斗争》、《历史的审判》、报告文学《大雁情》等相继问世。这一时期新闻作品的主要形式是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新闻界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写作形式的创新问题上。

2.改革初期的新闻品种：短新闻、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

针对文革动乱时期新闻“假大空套长”的弊端，新闻界有针对性地提出“真短快活强”，在呼唤新闻真实性的回归、重建新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倡导写短新闻，让消息唱主角的新闻改革拉开了帷幕。

1982年穆青在同新华社四川分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新闻改革的设想，他说：“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只有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也许才能真正对八股式新闻作点改革。”[2]1983年穆青针对当时报道中存在的把立体的东西平面化、把形象的东西概念化的新闻写作问题，提出要学会写视觉新闻。他说“所谓视觉新闻，无非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细节，生动的画面，读来有声有色，使人能够具体地形象地看到你所报道的事实的真面貌。这样，我们的新闻就可以克服枯燥和概念化的缺陷，更好地适应今天这个电视发达的时代。”[3]

新闻界在新闻改革的思潮引导下进行大胆探索，短新闻、散文式新闻得到新闻界的认可，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均为上乘的作品问世，视觉新闻在记者们的努力下也丰富起来。

3.社会变革中的新闻新体裁：中性报道、深度报道

——中性报道

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各种矛盾也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出现，旧有的体制和观念又无法给出满意的解答，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既不满足于旧的报道模式，又不愿对新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于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应运而生，这就是“中性报道”。中性报道“要求记者在报道中不扮演社会角色，如‘法官’、‘教育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等等，而是撇开角色地位，放弃价值评判（如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和个人好恶的或偏从于他人的好恶的），站在中立者的立场，提供全面的、充分的、准确的和细微的事实，让读者独立思考，并对此作出价值判断”。[4] 中性报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光明日报》记者采写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

——深度报道

旧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逐渐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健全，各种矛盾日益显露出来。旧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发生解体乃至崩溃，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引发各种社会心理困惑。所有这些都“为新闻反映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又十分急促地呼唤着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辩功能。”[5]在这种背景下，深度报道横空出世。深度报道通过系统的背景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层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新闻内涵，这样，新闻事实不仅具有了深度，而且具有广度，报道中历史的忧患感与现实的使命感跃然纸上，记者的理性思辩也很好地烘托和深化了新闻主题。

深度报道从1985年底《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发表《大学生成才追踪记》，到1987年时已蔚为大观。《中国青年报》“三色大火”的报道等一批有影响报道的问世，为深度报道这一形式赢得受众的欢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学者认为，这些报道“气势磅礴，构思宏大，超越时空，谈古论今，构成了深度报道崛起的一种鲜明的特征。”[6]

4.90年代：大信息量、平民题材

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工具理性偏向也日趋显露。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以关注人和人的价值为中心，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生命的意义的人文关怀思潮。

90年代的新闻，在反映时事的变化中关注人生，体现人文关怀，表现出一种平民化趋势。新闻不再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而是以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感受谈平民的生存现状与生存理想。这方面最典型的首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

大众新闻写作的兴盛主要依赖的是都市报的兴起。在都市类报纸之前，报纸报道的内容和形式的受众认同率有待提高。都市报一出现，就亮出平民大众的身份：“走进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以市民的眼光透视都市生活”、“用老百姓的语言写老百姓关心的事情”。[7] 都市报以其通俗快捷、大信息量与平民题材和平民视角的写作，使受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实惠、获得娱乐审美享受的同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体现人文关怀的大众新闻时代。

二、新闻写作创新的历史演进

（一）新时期新闻写作创新的特点

1．新闻写作始终追求社会价值理念

新时期新闻写作创新，得时势风雨之浸润，又努力表现时代风貌之精神是其显著特征。 “四人帮”被粉碎后，为重建新闻的基本原则，新闻界提出了新闻要抓新和实；记者要有新闻敏感、要求快；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宣传新人物、介绍新经验；新闻要真实，要用事实说话。[8]针对报道面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太多的状况，新闻报道大胆创新改革旧的报道模式，形成了视觉新闻、散文新闻、纪实新闻和深度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新的报道形式使新闻报道社会生活的方法与手段更为有效和灵活。深度报道形式走红后，记者们逐渐学会了使用这种手段，许多报道不仅关注改革的现实，而且涉及到思想政治观念、文化冲突等深层次的内容，如《关广梅现象》、《鲁布革冲击》等。

90年代，变革与历史转型期给社会带来了多维多向的价值观，崇尚理想精神的传统模式被多元多样的新思维新特征所取代，文化的功能被认为首先是娱乐，其次才是认识与教育，而不是相反。这一时期，新闻刻意的教育作用日趋衰减而娱乐性日渐增强，周末版的盛行就是证明。

都市报的兴起，新闻把眼光投向了普通百姓和百姓生活，报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官本位”的新闻；报道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报道讲求娱乐性、信息性、服务性，“开门七件事尽在一报中”；报道的文体，报道的语言以及版面语言都发生了变化。新闻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了平民化的回归。[9]

2．叙事方法在不断变化

在新闻写作创新的历史演进中，叙事方法在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信息理论被引进后，过去新闻写作中虚假盛行、空洞冗长的弊端被更清晰地放大，于是，新闻界对新闻写作提出了“真短快活强”的要求。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的中心工作以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媒介间的竞争也开始激烈起来。

以深度报道为例，这种在社会上充满各种重大问题尖锐矛盾背景下出现的报道形式，在内容上，侧重于对问题与矛盾的触及；在叙事方法上，在反映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作者对改革事业的参与热情、深邃的思考和强烈的使命感也同时跃然纸上，有助于受众洞察事物的本质；在结构上，通常是气势磅礴，构思宏大，表述上超越时空、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无拘无束。

20世纪90年代平民化思潮涌现，这一时期的新闻叙事理念也是以平民生活为本，讲究故事性，讲求情节的悬念和趣味；在细节的详述中表达作者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例如都市报这类报纸，叙事的理念和具体方法与传统报纸相比较，发生了质的变化，抽象化概念化的长篇大论了无踪影，信息的告知是其突出的特点，趣味性、故事性表述是这类媒体的主要新闻手段。

（二）新闻写作创新历史演进的影响因素

1.社会改革的推动

作为社会守望者，新闻对社会的变化是极其敏感的。新闻在报道改革发展，改革发展又推动着新闻自身的变革与进步，新闻写作也是如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在谈深度报道时说：“尤其是80年代中叶，对新体制的唤呼，对新观念的钟情，都使这些报道有很强的前瞻性（启蒙的意义）。”[10]这虽然是谈深度报道的特征，但其中也说明深度报道这种新闻形式的出现是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推动的结果。新闻写作创新的总体情况也是如此。

2.文学对新闻的影响

文学在新时期异常活跃，新闻借助于文学对社会搅起兴奋点，同时又借鉴文学叙事方法来使自己的传播更容易为社会接受，是情理之中的事。研究受众兴趣、如何进行有效传播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经常性工作。因为“发出讯息者自然希望得到接受者的回应，这就要熟悉不同接受者群体的认识模式或先验图式，以及特有的经验和观念。”[11]新闻界借助文学的影响生成自己的写作创新，是对传播技巧熟练运用的表现。

此外，新闻从业人员的学科背景也是不应该忽视的。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国55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学新闻出身的只占1/3，而2/3的从业人员中大部分以中文学科为知识背景，而此前这个比例更大。因此文学与新闻相互影响是可能的。纪实文学的蔚为大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记者的加盟。[12] 文学对新闻的辐射和影响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3．新闻改革内驱力的作用

新闻写作创新的根本原因是新闻业自身的改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新闻界把自身的改革看得异常紧迫。如有的学者在谈到改革经济新闻的采写时指出：“正确地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报道的特点、规律，矫正旧的、不合时宜的经济新闻采写模式与方法，推动经济新闻改革的深入开展，应该是我国新闻界的一大当务之急。”[13]同时，改革使新闻业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媒介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新闻界不断地研究市场，研究媒介，研究受众需求，不断地改进报道方式。由此，形成了新闻写作创新的强大推力。

注释：

[1][2][3][8]穆青：《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第216－218页、第277－279页、第141－146页

[4]《社会科学新词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6页

[5][6] [10]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8页、第23页

[7]中国记协国内部、华西都市报《都市报现象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9]杨卫平：《极目楚天舒》，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2页

[1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2]曹维劲、魏承思 ：《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13]罗以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新闻采写的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3期

（编辑：陈永和）#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