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力市场为例

杨晓天（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 430205）

【编者的话】本文虽然谈的是信息理论运用，但对传媒同样有借鉴意义。它启迪传媒工作者如何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如何通过媒体，使发布信息方发布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翔实，使接受信息方能及时、准确、完整地接受信息。

一、 信息不对称与非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在描述经济社会的理想时，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但是，“大多数人的福利”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要落实到具体行动。现实中如何行事才是实践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呢？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这一原则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并为经济学界普遍认同，于是，人们将符合这一描述的经济现象称为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雇请保姆时对其品德的担心，使许多本来想请保姆的家庭望而却步，最终使诚实的保姆也丧失了工作机会，这时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实际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劳动力就业的去向来看，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更大，在第三产业内部，适应低素质劳动者就业的家庭服务业存在着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为这种服务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安全与质量，同时监管的成本较高，因此雇主和雇员之间既要互相识别对方的逆向选择，又要互相提防对方的道德风险。而这一领域正是我国今后吸纳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弱势群体就业最有潜力的空间。

二、信息不对称与信誉机制

信誉机制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当考虑到讲信用的长期收益会大于欺骗所带来的短期收益，人们往往会选择守信。因此，信誉机制的建立依赖于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社会的产权制度。劳动力市场信誉机制的建立也离不开产权制度基础。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市场被取消，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由行政计划配制到各个部门。劳动力在生产中所创造的财富归国家所有，个人可以合法拥有的仅仅是生活资料，国家拥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个人有关其劳动力的产权被国家所剥夺。但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那就是它只属于承载它的主体。土地和其他物质要素可以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人之间流转，而“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

当计划经济剥夺了人有关劳动力的产权时，人力资本天然属于其承载者的特性会“使之可以在产权残缺发生时，与迥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来做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通常会有两种选择：一是偷懒，将自己的人力资本隐藏起来，减少供给，二是攫取，“利用事实上的控制权和监督不足通过攫取公共资源非法地获得个人所得”。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劳作的农民有许多偷懒的技巧，在国有单位工作过的人差不多都习惯于用自己的医疗证报销全家的药费，努力攫取公共资源似乎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普遍共识。尽管改革后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但是由于意识的路径依赖效果，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价却本能地受到历史的牵制。

信誉机制建立的另一个条件是竞争的存在。人们做出某项决定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不讲信用的成本高于收益时，人们就会放弃欺诈选择守信用。惩罚可以是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来做出，也可以是交易伙伴以放弃交易的形式来做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要做出相应的惩罚，必须消耗一定的法律成本。交易伙伴间的惩罚相比之下更为便捷，更能节约交易成本。交易一方在受到欺骗的情况下以放弃继续交易作为惩罚对方的手段，这就要求交易伙伴必须是可选择的。当市场上只有唯一的交易伙伴时，这种惩罚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所以，信誉天然地与垄断对立，与竞争相连。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信誉机制的缺乏与没有形成竞争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密不可分。计划经济下，户籍制度将城乡劳动力区分开来，并配以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制度等，使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对于城镇劳动力，行政计划控制下的用人制度也很难实现人员在部门间的流动。这种人为隔离使经济在向市场化转轨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城乡、部门、所有制、区域间条块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后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沟通、融合了这种隔离，但是在国企改革、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制度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之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很难形成。就业压力下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一种巨大的反统一力量，阻挠着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进程。如各地为解决下岗工人就业对进城农民工设置种种障碍，各城市对外地毕业生征收城市增容费等等。

在这种条块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统一灵活的价格机制来引导竞争。在民营企业基本上是按照市场价格雇佣工人的时候，政府部门及一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执行国家控制的工资标准。受社会福利、单位效益、权利分配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工资不但差别大而且很难衡量。灵活的价格机制和统一的市场是竞争的必要条件。当一个市场缺乏这样的必要条件时，便无法像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那样，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展开竞争，并在竞争中建立起信誉机制。劳动力市场上的种种壁垒和障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规则，使博弈无法像成熟的市场所表现的那样。不管是从这种壁垒上获得保护的人还是因这种壁垒而受损害的人，都没有动力去建立自己的信誉，前者是因为没有压力，后者则是由于缺乏信心。

个人的信誉状况取决于社会的整体信誉状况。因为在一个普遍不讲信誉的社会中，个别讲信誉的人很难被识别出来。这种湮没最终将迫使他们也放弃讲信用。另外，社会整体的信誉状况会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从社会信誉普遍缺乏的前提出发，人们往往会做出不讲信誉的决定。当连政府部门也不讲信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如，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上马无资金保证的政绩工程，无法按期支付工程款项，致使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的春节建筑业民工工资被严重拖欠。信誉本已令人堪忧的劳动力市场更加问题倍出。

三、对弱势群体就业的信号援助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雇主在决定是否雇佣一个员工的时候往往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雇员所要做的就是向雇主发送一种信号，使雇主相信自己是可以胜任工作的。在存在逆向选择的市场上，如何有效地发送信号成为合同能否达成的关键。所谓信号，按照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个得主迈克尔·斯彭斯的定义，就是“个人可以控制的看得见的特征继续”，如教育，因为个人可以通过投资金钱和时间来改变教育状况。而另一些特征，比如年龄和性别却是不可以改变的，这些不可改变的特征被称作标识。

在中国，以一定级别的文凭为界限，就业市场被划分为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前一市场的求职者能从教育信号获利，而后一市场的求职者则不能。因为根据斯彭斯的信号发送模型，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信号均衡点，比如专科，只有均衡点之上的求职者才能通过这种信号发送获利，而且这些求职者的数量，在求职者总体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小。

均衡点之下的求职者不能从教育信号中获利，而他们一般为社会弱势群体，总是受信号资源缺乏的制约。缺乏教育这样的私人信号的弱势群体，会更依赖信誉机制这种低成本的公共信号资源。但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信誉机制的普遍缺乏，使他们实际上处于既没有私人信号资源又缺乏公共信号资源的弱势地位，因此，如何对弱势群体进行信号援助，使他们获得有效的信号资源，成为促进弱势群体就业的关键。这需要依赖市场里的企业家才能，也需要强调社区就业的作用，更需要建立起规范的资格证书制度。

（一）市场里的企业家才能。商品市场通过品牌、质量担保等方式来传达信号的做法同样可以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当有企业家能够觉察到一种信号需求，并且能够通过满足这种需求来获得利益的时候，信号短缺的问题便通过市场运行解决了。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家可以通过区分和判断求职者的才能和品德来获利。很多家政服务公司将求职者作为员工管理并对其服务进行担保，公司的品牌便成为一种有效的信号辐射到求职者个人身上，解决了他私人信号短缺的问题。企业的品牌价值越高，这种辐射能力越强。因此，知名的大企业进入就业服务领域，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社区就业的作用。社区就业是解决求职者信号不足的重要途径。社区相对于社会具有更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在整体社会范围内缺乏信号资源的低层次劳动力，如果被锁定在社区这样的相对狭小的范围内，便具有了各种各样的丰富的信号发送形式。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社区就业，在解决城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传统的自给自足家务劳作方式向社会分工的转化，会使社区孕育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当前社区就业中还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场地不足等问题，这要求政府予以相应的援助。

（三）资格证书制度。消除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另外一种手段是资格证书。城乡新增劳动力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文凭信号，获取相应的技术资格证明也是一种可以使自己获益的信号发送方式。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渗透到世界市场的角角落落，但是这些产品大都档次较低，鲜有知名品牌。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中高级技术工人的缺乏，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的缺乏。对技工的需求，要求发展技校教育并配合以相应的资格认证制度。教育也有品牌。一些规模大、信誉好的技校，会成为一种信号资源附着在它的学生身上。资格证书是一种更直接的信号，统一的严格的技师认证及晋升制度会创造出技工市场的信号系统。

（编辑：肖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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