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缘的好人

1940年，我在重庆最开心的事，是姐姐张楠来到重庆，到《新华日报》社工作。

姐姐当时身怀六甲正在待产，她和姐夫王拓所住的《新华日报》社编辑部离城太远。我就把姐姐接到家里，为临产时赶往医院可以方便些。

姐姐临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也跟着她一起紧张。每天出门前，我总要嘱咐了姐姐，又嘱咐余克稷：一旦要生了，马上送医院。

当时我正在国泰戏院演出话剧《国家至上》。终于，我像往常一样，深更半夜才回家，进门一看姐姐不在，急问余克稷：“姐姐呢？”

余克稷正在看报，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可能是去医院了吧？”

“什么？”我差点跳起来：“她怎么去的？谁陪她去的？”

余克稷想了想，说：“好像是她让潘嫂喊轿子去的。”

话到这里，我差点气疯了：余克稷，那是我姐姐！那是家里人！你怎么一点亲情关怀都没有呢！但这时夜已深，也不可能叫到车轿去医院了。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姐姐难产生下一个女儿。她一个人在医院苦撑了一晚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们俩抱在一起，止不住地痛哭。

余克稷对我的启蒙和帮助是我此生难忘的———从我高中一年级走上较正规的舞台生涯，他的存在总是默默的，不知不觉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没这个人一样，真正离开他时却又想起他种种的好来。

继姐姐生孩子的那次“事件”后，第二件伤我心的事情是1943年初演《安魂曲》时，得知小弟弟的死讯。

那天，余克稷也在场上里里外外的忙，忙得完全顾不上我，这我不怪他。我忍住悲痛演出完毕，回到家里，我哽咽地告诉他：娘来信了，我的小弟弟没有了。他只“噢”了一声，皱了皱眉头，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了。我的心立即冰冷，欲哭无泪！不错，我们回到家已经下半夜了，明天一早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其实，他这时候只要抱抱我，让我在他的肩膀上哭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可他却只是催了我一声：“早点睡吧！”我不由得条件反射似地说：“我不困，你睡吧！”就这样，那天半夜，余克稷睡在里屋，我坐在外屋，一直到天亮！

连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无话可说，我真是绝望极了。理智上，我能体谅他忙碌一天的疲劳，我也能理解他孤儿身世的亲情缺失，但在感情上，我委屈，我痛心，我失望———夫妻做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在我决定跟余克稷离婚时，面对找我谈话的党的领导人周副主席，我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带着哭腔对长辈说：“我太寂寞了！我的心太寂寞了！”

明日请看：和金山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