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瑞芳 执笔/金以枫

和金山形同路人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国统区的新闻渠道竭力封锁消息，粉饰太平，但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有关解放军的消息在上海已经是藏不住的秘密了。当时多少家庭都在暗中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大家用棉被盖在收音机上，头钻进棉被里耐心地寻找邯郸电台《兄妹开荒》的前奏曲，一听到什么好消息，先是全家分享，然后就憋不住地要跟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互相交流“情报”。

不过，国民党在战场的惨败，使他们更加疯狂地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戏剧、电影界以往相对的宽松日子也吃紧了，一些处境危险的进步青年和文艺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转往香港，准备开辟新的活动基地。

1949年新年伊始，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我在上海再也呆不住了———我要回家！

那里是我童年的家园，革命胜利了，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我娘，我的哥哥、姐姐、妹妹都要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北平的老家团聚了……总之，平津战役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给了我无限的遐想，我坐不住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

当时我留在上海的任务也只有养病，况且这时金山已经去了香港。我原本应该通过他向有关组织联系，但他此时正在香港准备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和共产党谈判“南北通航”事宜。他们的行期是2月13日。我得自己寻找回家的机会。

真巧，有一天曹禺来看我，悄悄跟我说：他已收到新政协的邀请，准备绕道去北平，正担心一个人路上不好走。我立即喜出望外地鼓动他：“去，去，我跟你一起走。你也代我反映一下。”没过几天，曹禺真的代我请示了上级，回来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走，但怎么走法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于是，我就去找金山的三哥赵班斧，他一直对我很好，有求必应，这一次也不例外，帮我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2月8日，我和曹禺同机离开上海。

我和曹禺顺利到达香港，我们的上级原来是夏衍和叶以群。叶以群同志笑吟吟地到机场来接我们。他在重庆时就一直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这会儿在香港办事处担任国统区文艺界和解放区的联络工作，应该算是我们的老上级了。见到他，我心里一下子有了底，知道下一步从香港回北平已经有组织代为安排了。

这会儿金山也正在香港，他也到机场来了，他悄悄在我耳边说：“你来了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排《白毛女》了。”我对他的即兴发挥一点兴趣也没有，心里想的只是———回家，回家，快回家！我按叶以群的安排住在一个家庭式的小旅馆里，由他安排我的行动。我不过问金山住在哪里，他另有体系。我在香港有那么多的新老朋友要见，我们各忙各的，倒也是一种解脱，起码我觉得没有金山在身边，我在朋友们中间是独立的人。

来香港后的第三天，曹禺先行一步飞去北平。我则等到3月初，乘上一艘包轮北上，同船的有阳翰笙、于伶、柏李、特伟、廖瑞群、丁聪、秦葳、陆志庠等戏剧界、艺术界的同志。

明日请看：北平，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