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金山忙着安排摄制组成员撤往北平，脱不开身，要我带着《松花江上》的底片和拷贝飞赴上海。至此，我在东北呆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艰苦、紧张又振奋的一年。

到了上海，有赖时任社会局长的金山的哥哥帮忙，让一向只上映外国影片的大光明电影院首次破例公映《松花江上》，广告打得大大的，给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带来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

公映前，圈内有些老套的意见担心影片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又没有舞厅、时装和美女，都市的观众能不能接受？但郭老、田汉这些大家却大不以为然，肯定这样一反俗套的做法才会让人耳目一新。果不其然，来看新片的社会名流很多，当然最兴奋的还是文艺界的进步人士，这些艺术家通常见多识广，但影片向他们展现了这样的风光、这样的百姓，包括电影这样的写法和拍法，都是他们以前没见过的。一时间，片中以东北“五更调”编写的《四季美人》变成了大街小巷的流行曲。我想，广大观众欢迎这部影片的一个原因，大概正是因为东北和关内隔绝了十四年，大家很想通过影片认识一下自己祖国的东北，这也是我们开始编剧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后来，漫画家丁聪，也是我的好朋友，告诉我，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归纳这一年的三部好影片，简称“三江好”，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忆江南》和我们的《松花江上》。这三部片子都紧紧扣住了时代脉搏，忠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而当时不宜为外人知道的是，乘国民党忙着跟共产党在前线打仗，疏忽后方自己的文化阵地，这些好片子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拍摄完成的。

我们在上海住了下来，除了我的演艺事业，还有一个原因：金山完成了他的接收任务，赶到上海。本以为可以摘去他的“官员”头衔、恢复自由身了，但他的“师傅”杜月笙哪里肯放他走。于是，金山又变成了十里洋场上流社会的高级混混，比在重庆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我最不喜欢金山的一面，但又深知他还有一层深藏不露的使命，只能要求自己理解。

正当《松花江上》好评如潮，又有电影公司约我洽谈合作意向的时候，我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不得已住进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结果发现：肺部的阴影倒是钙化了，但腹部却是一片疙疙瘩瘩的肿块，怎么回事？医生说：可能是妇科的什么肌瘤之类。我想得很简单：原来常常折磨我的是这些肌瘤，那就开刀取出来吧，然后我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不料，手术之后，我的腹部仍然疼痛难挨，我生气了，拒绝吃药、打针：“不是说瘤子取出来就没事了吗？怎么还是那么疼！”医生看出我是个认死理的人，这种连哄带骗的做法行不通，不如实话实说，他们告诉我：“你呀，肺结核转移成腹膜结核了，我们打开你的肚子，肠子都粘连在一起了，根本不能动，一动结核菌顺着血液跑，那就更糟了。”我一下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气也泄了。后来医生详细告诉我：他们剖开我的腹腔，看到这样的状况，只能让粘连的腹膜在无菌的空气里凉一凉，见见光，然后直接洒上链霉素就原封不动地缝上了。

我的情绪一下子回到了1946年，第一次得知自己患上肺结核时的沮丧与无奈，那真是一段很忧郁的日子。

明日请看：和金山的关系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