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夏的季节，我在重庆跟余克稷结婚了。

我们相识五年，我一直视他如师如兄，毕恭毕敬称他“余先生”。我们中间经历了一段小小的坎坷，最终还是走到一起。我们俩都热爱舞台，他侧重管理和演出，我只注重表演。五年来，舞台是我们共同事业和情感的纽带，他一直在帮助我，把我从一个校园舞台的女中学生，带进戏剧殿堂的大门。水到渠成，我们也应该结婚了。

新房在电力公司职员宿舍，名叫“知还山馆”，和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相隔不远。郭沫若先生做了我们的证婚人。余克稷从小是个孤儿，没有什么至亲的家属。我是没有办法，娘和弟弟还在北平，姐姐和妹妹在延安。这时，姐姐跟王拓、妹妹跟陈荒煤也都结婚了，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参加谁的婚礼。参加我们婚礼的大都是余克稷电力公司的同事，还有我们演艺圈的共同朋友。

婚后，我们依然忙个不停，各自早出晚归。我们的新家也成了各自开会、聚会的新“据点”。余克稷又担任着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监事，所以总有人到家里来商量事情、讨论问题。我也常有朋友来，演完一个戏后，演员来我家聚会。随着我演戏的增多，来过我家的文艺界人士也增多了，张骏祥、吴祖光、曹禺、章靳以、马彦祥等，大家在一起包饺子、谈剧本、说戏，生活气息比较浓，他们有时甚至就在外屋搭张折叠床或打个地铺过夜了。

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余克稷是个除了工作闲话不多的人。我呢，从来在余克稷面前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以前我们的通信比说话多）。初到重庆，我跟余克稷有时还能走在一起散散步，结婚后连这样的时间几乎都没有了。不过，我们俩人都忙，谁也没有注意这平静的二人世界，渐渐凝固了，以后竟成了一潭止水。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到了1940年初的时候，重庆的话剧舞台上仍旧好戏连台，最有影响的是阳翰笙的名剧《塞上风云》。除抗日剧以外，剧目的题材也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化。新老剧作家们都在埋头写剧本，像当时被称作“神童”的新秀吴祖光写了《凤凰城》，也有借古喻今、鼓励士气的历史剧《岳飞》，还有洪深改编自英国话剧的讽刺喜剧《寄生草》等等。1937年以前，重庆的民众还不知话剧为何物，不到三年的时间，话剧成了这里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明日请看：走出本色“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