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金山结婚

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家门的，只记得那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我拎着小小的箱子，一坐进黄包车就哭得泣不成声。

回想这段感情纠葛的全过程，不可否认，爱上金山与余克稷有关，或者说，离开余克稷也与爱上金山有关。不过，与余克稷的渐冷和与金山的渐热，是在同时进行的两条并行的感情线：这期间，我从没想过跟余克稷离婚就是要为跟金山结婚，而是跟余克稷走到不得不离婚的地步以后，又跟金山走到不得不结婚的地步。

和金山感情最默契的时候，是一起演《家》，他饰觉新，我饰瑞珏。曹禺改编的《家》，重点突出觉新和瑞珏———从两个硬被拧在一起的陌生人，成为一对休戚与共的恩爱夫妻———他们的命运是对封建婚姻的控诉，但他们的个性却堪称世间夫妻的楷模。曹禺的剧本写得非常优美，当时我就忍不住对曹大师说：“你把洞房独白的戏实在写得精彩迷人，不要使人家都觉得旧式结婚很美了。”曹禺也很感慨：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才更突显制度的狰狞。

我和金山都进戏了，把我们现实生活中必须顾忌的情感表露，尽情地表现在我们所扮演的人物身上。

我跟余克稷离婚后，就想躲开金山。在我感情的天平上，和这两个人的分与合始终不是因果关系。当时我只想离开重庆———离开余克稷，也离开金山，去桂林重新开辟我的舞台生涯。但我的决定却被夏衍、曹禺、吴祖光几位前辈、师友劝阻了，无论从组织上考虑，还是从演艺圈考虑，都不同意我离开重庆的团队，郭老为此还写了封长信给我。况且，这时期恰好周副主席正在延安参加整风，我无法听到他的任何指示。

没有办法，只能跟着金山走。一段时间，我和金山，还有金山多年合作的好朋友沈剡（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挤在一间小公寓房里，过着集体宿舍般的生活。好在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忙戏，生活条件的简陋也不觉得。金山为此很负疚，但我倒感到一种欣慰———离开余克稷本来就是准备过苦日子的。

金山这段时间对我很好，但周围的压力对他也很大。圈内的前辈、同事都在告诫他：“张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金山很委屈，争辩道：“难道你们就不相信我对瑞芳是认真的？”为了证明他的真心诚意，他把我们的通信交给周副主席“审阅”（把一些过于缠绵的话用白纸条贴起来）。周副主席叹了口气，说道：“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

但是，做朋友和做夫妻实在是两回事。以前我眼中的金山只在舞台上，只在文艺界，只在党内，我是他最好的搭档、同志和恋人。但当我要作为他的妻子全面涉足他的生活时，我“晕”了。

金山的家族成员差不多是党、政、军、商、文人的大汇合，十分招摇。我们结婚，杜月笙是主婚人，因为金山是他的关门弟子。我第一次看见金山在这些人中前后穿梭。那是他生活的另一面，以前我不了解，以后我不喜欢。

婚礼之后，生活终于平定下来。我们借住的“新房”堆满了贺礼，不过我最钟爱的还是那块来自延安的挑花桌布，非常雅致。来访的客人都说：“这块桌布真好看！”我总无限感慨地说：“噢，那是远方亲戚送的，他们不能来。”这家“不能来”的亲戚就是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呀！

明日请看：我注定生活在戏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