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口述/张瑞芳 执笔/金以枫

得了肺结核

抗战胜利了，我的下一站是哪里呢——上海？北平？延安？我们可能会去的几个地方我都想到了，心里还想最好是去延安。万万没想到的是组织上同意我去美国！

抗战胜利前夕，由于金山和家人的不断努力，我和金山得到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助教聘书，聘期两年，只等美国使馆签证后两人就可以走了。没想到，此时金山又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准备去长春接收“满州映画协会”（满映）。因为日本投降后满映已由共产党派袁牧之、田方等进驻了，金山只能在北平待命。组织上同意我一人做去美国学习的准备。

那时国共谈判正紧张，周副主席就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驻地（上清寺石坡上的一幢房子）接见了我，向我大概地谈了当前的形势，说国共谈判虽然在进行，但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复杂的斗争。对我准备的美国之行，周副主席说：这两年你在美国可以学好英文，休养身体，了解一下他们的戏剧电影情况。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可能有一个阶段，党的机关离开你们远了，你们要慎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党要做老实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这些话，周副主席特别要我带给金山。

然后周副主席交给我两封他和董老写给在美国的龚普生同志的信，这是一封家书式的组织介绍信，笔调亲切幽默，信末署名“大哥”。周副主席一边笑着复述信里的话说：“我们给你带的钱不多，总不能让你流落街头吧。”

这是周副主席和我在重庆的最后一次谈话——既有严格的党纪要求，又有温馨的组织关怀，特别是最后那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伴我度过以后政治运动中的风风雨雨。

签证要求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我的肺部有阴影，也就是说，我得了肺结核！

这无疑对我是个重大的打击。一直以来，我在舞台上这么忙，一点征兆也没有啊！怎么会得了肺结核呢！会不会是搞错了？再一次的复诊结果告诉我：没有搞错，我确实患了肺结核，但不幸中的万幸——多亏发现早。医生要求我马上停下手里的一切工作，静养！

此时此刻的重庆怎么“静”得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呢？就在这时，周副主席非常罕见地派人送来一张同时写给金山和我的字条：山、芳：

姊夫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得知芳不幸发现肺病。相信她性格开朗，定能克服这样的疾病。

如有信给我，请交来人。知名不具。

这张字条，前半句是写给金山的，安排工作；后半句是写给我的，安慰病人。以前，我和金山跟周副主席的联系也是各走各的，看到周副主席这张匆匆的便条，可以想见他的忙碌。

有了这张便条，我和金山的行动也就明确了——我们先是一起南下赴上海，然后我去北平老家养病，他再继续“北上”东北。

1946年的1月，我带着几分沮丧、几分留恋的心情，离开重庆。

明日请看：跟国民党争夺宣传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