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长春

1947年秋，长春的战事越来越吃紧，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密，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不能正常往返市郊上下班了，干脆从厂里搬回一台小型放映机、装上一车简单的器材和“满映”的老片子，大家集中住在城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电影这行业，特别是后期制作，离开了车间厂房，真是寸步难行，比如洗印，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像家庭作坊那样，猫在临时设的暗房里，完全是用肉眼和手工把那些电影胶片冲印出来的。再有就是录音合成，那就更好玩了，要是在录音棚里总该有几条声道的音响分出层次来，这部片子我们就一条“烩”了：风声、枪声、人声，在同一个分贝里交织在一起，有时为了突出人声，只好简化背景声，我一张口唱歌，音乐声就马上压低，否则根本就听不清人在说什么。

再后来，粮食、水、电都开始紧张起来，我们吃着红高粱米和泡出芽的黄豆，常常坐在黑暗中，想象着解放军打到哪里了，像编剧一样设计好几个方案，充满悬念，刺激又兴奋。难为此时已是焦头烂额的长春市长赵君迈，还想着关照我们这些“关内来的艺术家”，他邀请我们到全市最坚固的中央银行地下室去躲避“共军”的炮火。我们很客气地婉拒了他的好意，说这里够结实了。这位市长好生奇怪、这些艺术家难道不怕死吗？殊不知我们心里只惦记着：解放军进了城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这时听说蒋介石要亲临沈阳坐镇，召各部官员前往迎驾，金山也去了。这里我要特别感念蒋介石身边的一位特别助理李惟果，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学者出身，人很开明。其实他对我们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多少心知肚明，当时也有人向他告状、揭发，说我们政治上疑点重重，李惟果就打哈哈说：“嗨，现在哪个有名的艺术家不左倾？”所以金山跟他也有默契：我们拍抗日影片，不涉及阶级斗争，全民都能参与，《松花江上》的很多群众场面，以及外景运输，还都请了“国军”帮忙呢。那段时间，我们还真是要感谢李惟果的帮助。

金山一到沈阳，就又发现新的契机了。一天，我们还在长春的住处正赶吃饭，金山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一架军用飞机来长春，要我马上带着《松花江上》的拷贝，搭乘那驾军用飞机到沈阳。记得那天是吃包子，我三口两口把包子塞进嘴里，只带着《松花江上》的拷贝就奔机场了。

我第一次坐军用飞机，也是第一次做这种纯事务性的工作，那几盒电影胶片随我同行，使我觉得肩上压着千钧重担，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军用飞机上没有隔音设备，没有固定卡座。我坐在机舱里的长条椅上，随着飞机在云层里左右穿梭，我整个人也跟着东倒西歪地滑来滑去，身上又只穿了件秋季的夹旗袍，冻得直发抖。飞行员们还挺友善，把他们的皮夹克给我披着，要我牢牢抓住机舱里的某个固定把手。就这样，我把拷贝带到沈阳。李惟果立即看了影片拷贝，对《松花江上》十分肯定。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姐姐、姐夫，还有摄制组的其他战友也都陆续撤出长春，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这些带着特殊使命闯关东的文化人，利用日本人在东北留下来的电影基地，抢拍出了《松花江上》、《小白龙》、《哈尔滨之夜》几部影片，并把它们带出东北。同时，和我们一同来到长春的同志们也都全部撤出长春，因为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

明日请看：旧病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