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嵩 王晓清（湖北电视台社教中心 430071）

“小方天”特指电视屏幕。电视屏幕以越来越大的包容量，把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缤纷多彩的生活形象，用“美”的具象传递给亿万观众。于是，“小方天”就成了大众的朋友，是现代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工余饭后，人们在它面前寻求美的愉悦，接受美的熏陶，认识美的价值，得到美的启示。总之，在一系列的“美感”中吸取精神营养，寻求精神满足。

美学是一门极为深奥的学科。近年来，电视审美为人所忽视。本文以一孔之见但求电视审美得到重视，特别希望引起电视人的重视，把电视这块“小方天”办成“大世界”，真正成为观众的益友。

究竟什么是美？黑格尔说：乍看起来，美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不久我们就会发现：美可以有许多方面，这个人抓住的是这一方面，那个人抓住的是那一方面；纵然都是从一个观点去看，究竟哪一方面是本质的，也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1页）。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所写的《大希庇斯篇》是西方最早系统论美的著作。希庇阿斯说：美是什么，小得很。但到辩论结束，才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西方美学史对美下了几十种定义，每一个定义都很难抓住美的本质。为了避免钻到美学史的理论大海里，这里对美只作简单提示：西方对美的本质探讨注重客观现实；而中国则结合“善、真”来释放美的品质，表现美的面貌。我们研究电视屏幕前的审美问题，当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其审美情趣与原则也不能脱离这个大的文化氛围。

善与真都来源生活，它们是规范人们生活的无形的准则。凡能称得上美的，大都包括善与真。但是，美是以形象为标签供人欣赏，而善与真往往在无形的规律中出现，它们的形象往往表现在“功利”二字上。衡量一个人是否善，是以社会功利为客观标准的。比如架桥修路，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得失，为社会为大众做一些“公益”事业，这样的人或事被称为善。善可以是有形式的，也可以不顾形式。人们对善的把握主要是通过要领去揭示对象的功利性质。所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以乐施好善为形式的。倡导人们积德行善，也就是呼唤人们多做好事。好事由于有极强的功利性，便被人奉为善。在一定程度上看，善即美，但它们又不完全等同。因为善主要看内容（实质性的功利效应），形式可讲可不讲。比如，98抗洪捐款。捐款本身带社会功利，它是内容，这种内容可以有形式配合，如赈灾义演，义演就是形式。有些捐款者不要任何形式，将捐款交给民政部门，要求不留名留姓。不管有形式无形式，一旦内容释放出强烈的功利性，我们一概可以称之为善。善与美在内容上可以是同一性的，但美必须讲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简而言之，善在生活的原汁里，而美则把这种“原汁”提炼成其艺术品。古人说：“充内形外之谓美”。提取善的生活内容，又用恰当的形式表达这种内容，使善的内容阐释得更透彻，更完整。要达到这种既透彻又完整的境地，必须有相应的形式。所以只有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才能称得上美。由此看来，只有“艺术化”或找到恰当表现善的形式，与善表现一个共振的旋律，才称得上美。

美与真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美与善一样，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真指的是客观世界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真理揭示客观规律。而美则以认识真和掌握真理为前提，它既信赖于真（认识真），又对真进行提炼。真是客观事物原形的写照，它是不以人们认识而存在的运行规律；而美则是起认识作用的，它所具有的生动形象是供人欣赏的。所以，美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艺术化了的形象。

总之，在中国的审美传统中，既要看到善的力量（功利性）；也要掌握真（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当然包括文化精神上的内容）的包容量，才能满足各种审美层次的需要。这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真、善、美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那么，美有没有标准呢？众多美学专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趋于一致：美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因为美来源于生活。第一，生活不是设立在一个程式上的；第二，生活形态根据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以及风俗民情的转译等等；第三，生活离不开政治的导向；第四，生活必须打上时代的烙印；第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生活还受“洋风”的熏染：如今中国市民中好一点的家庭，都有点“松下”味，等等。生活的变化是多侧面多途径的。既然生活多变，那么美的标准也会不断更新，例如，男人蓄长辫在一个时期很美，如果有谁现在蓄清朝时那种“男人辫”，大众一定会赐“神经病”的“雅号”。在解放前以至解放初期，江汉平原女人的穿着最美的不过为“红配绿”，那略短的红褂子，宽松的绿裤子，在万顷绿浪中像绽开朵朵芙蓉花。于是人们赞颂道：“红配绿，颜色足”。这些生活中的例子足以证明，美的标准是流动的，是一个“无定式”的标准，就像长江上的航标灯一样，丰水季节，航标灯的位置不一定是在枯水季节的位置上，季节变了，行船就要改变“章法”。以此引申判断美的标准，不难看出，美的标准是一条流动的风景线。

这里所以阐释一些有关美的内容，是为了给审美提供一个前提，那就是“小方天”中无时无刻都在表现美。不论它的节目达不达到美，但其宗旨或初衷，都是为美而作的。在这命题之下，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分析观察观众的审美情趣、审美层次、审美过程是怎样发生、发展和完成的。

观众审美情趣主要来源于“小方天”中传递的美与审美人的生活经历相似性，包括生活坎坷、灾难、艰难困苦、感情纠葛、生活态度，等等。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进而，由于美的撼动力，理性世界发生“震感”。有情感的共鸣，又有理性的共识，如此，人们停留在“小方天”面前便不仅仅为一般的审美，而和“小方天”中的美融为一体了。特别是一些表达美感较为准确的言情戏，如《儿女情长》、《咱爸咱妈》等，有多少观众和剧中人一起流泪呢？《儿女情长》与《咱爸咱妈》都是“孝心戏”。上行下孝乃中国的文化传统，敬老爱幼也是时代文明的风范。这两出戏所以让亿万观众落泪，除了美与观众的怀古融通之外，更重要的是观众把“小方天”中的美已化为理性，并以浓郁的感情呼唤传统文明的回归。审美的重要意义除了美与审美人的情感共鸣之外，还在于它的针对性，因为美与丑总是相伴相随的。剧中以歌颂“孝心”为美，那么，不讲孝心却也无情地存在。那些被儿媳虐待的老人看着讲孝心的儿女，联想自己生存中的严酷现实，怎能不伤心落泪？所以美的功能是全方位的。

在“小方天”面前，审美的层次更值得一提。特别在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因为频道问题总是解决不好，常常闹得“四世分裂”。因为审美的情趣也发端于审美人的年龄、生活阅历、文化水平、职业关系、性格、喜好等。老爷爷要看有历史味的戏，如《鸦片战争》、《林则徐》，祖父爱看民国戏，父亲则爱看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戏，孙子却爱看足球或现代都市戏；农民要看《陈奂生进城》，市民要看相声小品表演；爱唱歌的喜欢看歌曲大赛，爱跳舞的喜欢歌舞节目……最后一切都要服从“小皇帝”。频道上只要有动画片，一切审美要求都得停止。总之，“小方天”前的审美层次是多样化的。家庭的审美层次是可以理顺的。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多买几台电视机，各自按情趣审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如果只有一台电视机，只好尊重“小皇帝”了。然而审美层次引申到社会，那就不是这样简单了。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地域与人，人与大社会，可谓浩瀚无边。常言说，众口难调。况且“小方天”包容的众口，多则以亿计算，大得可以包天。要达到各个层面、各种层次的审美要求，无疑为电视工作者提出一个艰深的课题。电视人不仅是审美的先导，而且是美的奉献者；不仅要以美学的高度去涉猎生活，从生活中寻找真与善，而且要善于把真与善纳入美的视角中，使真与美的生活基础变成美的形象来。

（编辑：徐蟾桂）#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