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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交流]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比较……………………………陈 香


(2006-09-26 09:02:15)

陈 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研究生 430074)

一、历史回溯

我们把中西新闻传播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新闻传播活动,近代新闻传播活动和现代新闻传播活动,按时间顺序进行比较。

  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了以撰写新闻信为业的人,这些人以营利为目的。由于新闻信在当时社会中处于合法地位,没有政治上的干预,所以新闻信在民间极为流行。当时的罗马城是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许多远离首都在欧洲各地的王公大臣、军事长官、商人富贾都想探知罗马的各种消息,于是有人抄录了政府公报,分送各地,领取酬金。这就是“新闻信”的起源,从而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职业新闻工作者,新闻信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新闻产品。

而在古中国,从有史可查的唐代开元杂报算起,处于主流地位的一直是官报。在北宋出现的小报虽然以营利为目的,但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屡遭查禁,后来在明清时期隐现了。而合法的民报《京报》虽然也是以赚钱为目的,但由于它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处于很脆弱的地位,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的官报系统处于绝对优势。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报系统,其办报的目的无非就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摇旗呐喊,办报动力则是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所以,从中西古代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新闻传播一开始,中西方就已经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进程的加快,这种不同的趋向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手抄小报虽然出现在手写传播时代,具有早期文字传播的一般特征,但它却是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①手抄小报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威尼斯是地中海贸易中心,在公元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这里萌芽。由于工商业的繁荣,为了追逐利润又避免风险,这里的商人和航海业主就需要了解商界的行情,以及交通信息等,于是就有人专门打听这些消息,抄写后出售,成为手抄小报。到了16世纪上半叶,在威尼斯又出现了专门采集信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目的同样是为了盈利。小报不定期出版,沿街售卖,每份一个铜元。这种小报流传到罗马以及欧洲各国,就成为威尼斯小报。②

在西方,新闻事业能够从史前史奠定的根基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而在中国,新闻事业没有能够从史前史中脱胎而出,反而因为难产差一点胎死腹中,必须借助外来现代报纸这个产婆的催生,才能够在艰难中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报业的篇章是外国人书写的,而国人办报的起因及目的和西方人也不同。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到维新派办的一系列报纸,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办的救亡图存的报纸,他们并非像西方那样是为了赚钱,恰恰相反,很多人自费办报,再免费发送给那些开明分子和官员,像康有为就把他办的报纸免费发给在京官员,以求得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办报的内容也是抵御外国的侵略,宣传自己的变法纲领和主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他们更加着眼于政治,办报目的更多的是为了配合政治运动的宣传。说到底,他们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廉价报纸是现代资产阶级报纸的先驱,开始完全按商业化原则来办报。成熟的市场机制让人们看到了通过制造,推销新闻这种大众化的商品而发财致富。而在商业利润的动力驱使下,一些人冒险进入了这个领域。③广告商们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廉价报纸的发行者们得到了大量的广告,大批的金钱。随着投身媒介的商人的增多,竞争愈发激烈,为了能在竞争中获胜,商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保存自己,打倒对方,而这种竞争白热化的结果,就是普利策和赫斯特的竞争引发了黄色新闻的兴起和发展。对于黄色新闻现象得以延续的原因,美国著名报人奥斯瓦德﹒维拉德戈德金说:这类报纸制造谎言,是因为谎言有利可图。而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自由竞争的追求高额利润的原则日益成为新闻媒体的最高准则。

在中国,与大众化报纸相对应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报刊。他们办报的目的也是为了思想上的启蒙,唤醒国人的心灵,为救亡图存而努力,他们开展的是一场思想运动,为了宣传民主和科学,为新文化运动服务。随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创办的报刊,虽然他们宣传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不同,但办报内容和办报的目的,无一例外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到了现代,西方报纸进入了垄断报团阶段,变成一种营利性的知识产业,报纸本身已从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变成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特殊商品。列宁说过,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西方报纸的主流无疑是企业化报纸,他们把这种特殊商品投入到社会流通领域,对高额利润的追逐也达到了巅峰。

而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形成了以党报为中心的新闻传播体系,报刊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并通过党的舆论工具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人民服从党的领导。总而言之,党传播的动力机制就是以政治为推动力的。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中西新闻史的不同时期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新闻动力机制分别以政治为本位和以经济为本位。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 阶级隔阂。

在中国古代,除了皇帝及官僚阶层之外,宗法制度下形成“四民等级制”,分别赋予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以不同的社会地位与个人权利。形成了一个社会地位与个人权利成正比,社会地位和个人权利从上到下逐层下降的金字塔社会阶层结构。商人处在社会最底层,很多权利不能享受,历代统治者对商业也不加以重视。皇帝和官僚阶层成了金字塔的上层人物,一切都以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必然要以政治为本位,让媒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④官报作为执政者在官民之间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就可能朝着经济性与意识性的信息传播方向扩张,如果作为执政者在官民之间进行政治控制的工具,就可能不断强化政治控制,以致信息量越来越小而无法增大。

在古意大利,整个社会被分成四个等级: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骑士阶层包括政府的包税人,银行家和较富有的商人。当罗马骑士成为主要是玩弄金钱的商人时,也就使商人骑士成为罗马共和国仅次于贵族的第二社会阶层,但中国商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个人权利,始终处于金字塔的底层。而罗马商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财富来与贵族对话的,因而出现了新闻信的公私之风的现象,表现出政治性和商业性的信息的共存。

15—17世纪,西方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由中世纪转为资本主义社会,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革命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报刊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推力。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地位不断上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促使人们对财富的追逐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经济实力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切,导致了他们的动力机制不得不以经济为本位。

2. 办报主体不同。

中国历来就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政治家办报是中国新闻媒体运作的主流。古代的官报由官员创办,近现代的有影响的报纸也是由政治家所办。他们把报纸作为维护政权的工具,如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就希望报纸能发挥作用,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康有为主张立官报以统一思想,又主张审查各省所办的报刊来控制舆论,消除阻力。而梁启超则把报纸作为向导者,主张报纸是喉舌,无论是维新运动的改良派,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抑或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强调报纸的政治作用,他们为了阐发自己的革命主张,揭露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主要都在自己所办的报纸上,以政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既然是政治家办报,毫无疑问,他们的动力机制就只能是以政治为本位。

3. 媒介体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报业结构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直接相关。同时,它也反映了办报人的不同意图,有的是为了盈利,有的是为了宣传某种教义,主义或主张。⑤

西方的媒介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上,是私人经营的实体。他们在经济上具有极大的独立性,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广告,可以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经济上的独立决定了政治上的独立,想要做的是怎样吸引更多的受众来赢得较高的发行量,以此谋取更多的利润。

而在中国,机关报是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主流,媒介成为政府和政党的一个机关,政府和政党用管理机关的方式管理媒介。官员由国家任命,媒体工作人员是国家的干部,这就要求媒介主要讲究社会效益。中国人办报,并不是把报纸作为一个企业来办,而是被纳入统治管理体系,作为政治工具传达政令,政务,解释方针政策,引导舆论,做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起着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作用。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中西传播动力机制孰优孰劣,因为各自都有优劣之处。

对西方而言,它以经济为动力机制,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媒体的推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在新闻自由上具有明显优势。为了追逐商业利润,他们必须把受众视为上帝,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要。只有使发行量,视听率和市场占有率达到最大化,他们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对利益的追逐还可以使媒体在相互竞争中改进自己的经营管理方式,更新传播技术,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

这种以经济为动力机制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体,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往往会不顾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报道种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以制造轰动效应,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侵犯别人的隐私。又由于他们的主要收入依靠广告,在业务上不得不受制于自己的广告商和赞助商,有时为了不得罪重要的广告商,会发布一些消息误导受众。

对中国而言,以政治为动力机制可以更好地为国家的政策服务,使社会效益得到重视和保证,比较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富有某种高效应。它能闻风而动,能在短期内掀起一个又一个宣传高潮,其鼓动效应是相当大的。

但以政治为动力机制的负面东西是新闻缺乏客观公正性,这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局面有了改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两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融合。中国媒体现在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报业集团的不断涌现,中国的新闻媒介也爱上了商业化道路。受众的视野大大开阔,许多以前不敢报的新闻现在也公开报道了,受众的知情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

其实,西方对媒体也是有一定的法律和行政控制的,这使其既能实现经济效益也能满足社会需要。那么,中国的媒体如何实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较好统一呢?这是一个需要政党、媒体、社会公众来共同完成的战略性课题。

注释:

① 程曼丽:《外国新闻事业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② 张允若:《威尼斯小报是最早的印刷报纸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大辞典〉有关条目的质疑》,载《编辑学刊》1994年5期

③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9页

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3页

⑤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编辑:陈永和)#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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