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金山离婚

曾在苏联经过系统学习的导演孙维世，对俄罗斯的人文环境非常熟悉，又对青年的布尔什维克有过很多感性的接触，这就使她对演员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动作有着准确的判断，但她并不大讲表演理论之类的东西，而是非常感性地把大家引入情境，最后变成我就是“冬尼娅”。我们先是阅读原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大量观摹苏联电影，然后剧本发到每个人手里，也不要求你去做大量的案头准备，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对台词，从全剧到分场，一步步细化，直对到演员不是在念白纸上的黑字，而是人物之间在对话了，然后慢慢感到坐不住了，要站起来启动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了……直到这时，才开始有了舞台调度的排练。也就是说，导演并不告诉我“冬尼娅”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启发我自己去认同“冬尼娅”应该就是这样的。

我喜欢这样的方法，并认真地钻研进去了。

说不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金山和孙维世越走越近了：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一起散步，从宿舍到剧院，常常是他们俩同进同出，我反倒一个人独来独往。这一切，我都不计较，也不愿做出什么反应，但是剧院的同事们议论纷纷。

我和孙维世原本同住一栋宿舍楼的上下层，金山总是深夜才能回来，我只好向剧院提出要求独自搬到剧院的另一宿舍居住。和金山五年的婚姻，使我从心里感到疲惫。我们之间从未吵过闹过，我只感到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看得出，金山和孙维世此时此刻是认真的。我搬走后，孙维世立即到东单我的住处来看望我，在谈过我的健康状况等等之后，孙维世坦率地问我：金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说不清楚，他好像是个简单的人，但故意搞得很复杂……”

孙维世对我的坦率提问，让我看出她对金山的认真，使我决定结束这段使两个人都痛苦的婚姻。于是我对金山说：“如果你们是认真的，我就退出，成全你们，也免得别人说长道短，影响工作。”金山不置可否，我明白他并不存心想伤害我，但我守着一个已经心不在焉的丈夫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离婚吧。我正式向支部提出和金山离婚的申请，支部书记找我长谈后同意了我的申请。

我和金山一前一后走着去区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我走得很沉重，他倒反而挺轻松的样子，像是我在故意开玩笑。我一边走一边对他进行最后的“同志式”忠告：“过去，旧社会，你可以‘浑’水摸鱼；现在是新社会了，水‘清’了，你要自己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走到办事处门口，正巧碰到一位以前面熟的《大公报》记者，他问我们来干什么，我大声说：“离婚！”他错愕地看着我们，显然是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

我回家告诉娘，没想到她老人家平静地说：“你们原来就不是一类的人。”

《保尔·柯察金》的演出告一段落后，金山和孙维世举行了婚礼。周总理和邓大姐送给他们的礼物是新颁布的《婚姻法》。

我则离开了“青艺”，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行前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邓大姐告别。周总理留下我长谈，我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袒露我近年来在感情生活上的困惑、烦恼与失误。在周总理的倾听下，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净化，使我明确要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不仅政治和业务上严格要求自己，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也应有共产党员的好品格。我一定要过好我的后半生。

（全文完明日请看《神探李昌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