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爱情在纽约先眷顾她

说张婉婷的故事需要先说她的丈夫罗启锐。

在《电影之歌》剧组里，工作人员都称罗启锐为“罗导”，虽然他只是这部投资2000万元的音乐剧的编剧。

其实，编剧并不是罗启锐最喜欢的工作，“当编剧很孤独，那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太痛苦。”他更喜欢当导演，“心中所想的一切慢慢出现在眼前，就像是神，把原本想象的东西，变成一种存在。”但这么多年来，罗启锐导演的影片还是只有1988年的《七小福》和1992年的《我爱扭纹柴》，虽然也借此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之类的重要奖项，但由于过去很多年，没有太多人能记住他的名字。相反，他任编剧的电影《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宋家王朝》、《北京乐与路》等都有较大的反响，也成就了导演张婉婷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

“我们讨论过和其他人合作，但心里总是不放心。”张婉婷也知道身为丈夫的罗启锐一直毫无怨言地做着她的幕后支柱。在接下音乐剧《电影之歌》时，张婉婷曾提议由他们两人联合导演，但罗启锐没有同意，“这样似乎不太严肃。”

张婉婷也清楚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我工作时只当先生是我其中的一个搭档，不会把私人的感情加入到工作中，那样对我们都不公平。”

张婉婷是在纽约和罗启锐相识的，那时候在香港大学修完心理学的她，先是到英国布里斯特尔大学学习戏剧与文学，1980年又到了纽约，在唐人街旁边的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导演课程。她就读的班级只有三个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罗启锐，“我跟他常常在一个小组里拍戏，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较一致。”

“纽约很大，很自我，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光地。”纽约是张婉婷人生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那时候的纽约还很乱，意大利黑手党和唐人街的黑帮充斥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发生。每个人都带着故事来到这里。”

那时候，张婉婷在一间录像带出租店打工，为了拿到最好看的带子，很多黑帮的混混、非法移民都想和她做朋友，于是就告诉她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火拼、抢地盘。一个女学生，什么也不懂，整天却在和黑帮打着交道，这在其他城市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一次，录像带出租店老板要回港探亲，离开前嘱咐张婉婷，“看好店面，无论谁来了都要收钱。”他这样说，是因为很多黑帮混混租带子都是不付钱的。老实的张婉婷也就按照老板的要求做了。一天，一个长得面容和善的男子来租带子，等张婉婷收了钱，男子笑着说，“你是新来的吧。”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斯文帅气的男子，就是唐人街飞龙帮的帮主。整整一年，我都不敢走近飞龙帮控制的街区。”后来，张婉婷和黑帮老大再次偶遇，黑帮老大不仅没有为难她，还请她吃饭，给她看古董枪，“我刚举起枪，黑帮老大的手下就齐齐举枪对着我，吓得我气都不敢出。原来我的枪口是对着老大的，懂门道的人拿枪时枪口都应该对着自己。”

香港，鸭舌帽成为她的标志

在纽约，张婉婷的故事太多太多。1985年准备毕业作品时，张婉婷和罗启锐一起把这些故事写成了《非法移民》。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拍摄经费，就找到了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总管方逸华，获得了100万港币。“我们找同学做幕后，找朋友在幕前演出，结果电影拍出来卖了500万港币。”

这是张婉婷成功的开始，《非法移民》获得了当年的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没有人听说过张婉婷这个名字，人们还以为我是美国回来的资深导演，其实那时我只是个对电影充满热情的毕业生。”

两年后，她又重返纽约拍摄《秋天的童话》，仍然是罗启锐任编剧。投资方希望许冠文出任男主角，但张婉婷认定了周润发，“那时候他刚从电视转向电影，一些绯闻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印象，甚至被行内认为是‘票房毒药’。但我看过他的作品，他身上有一种浪漫气息，最适合男主角‘船头尺’的形象。”

为了周润发出演，张婉婷换了投资方，刚演完《英雄本色》的周润发也随着影片的公映而红透半边天，档期排得很满，但他还是很讲义气，跟着张婉婷去了纽约。在纽约的街头，沉浸在爱情喜悦之中的“船头尺”，拿着送给爱人的礼物在风中奔跑，一辆辆黄色出租车无声驶过———一个张狂和粗俗之下隐藏着小小可爱的30岁男人在纽约的爱情故事。

“由于条件所限，整个拍摄基本上一切从简。”张婉婷也没有想到，这反倒让《秋天的童话》成为香港电影自然光效作品的典范，没有过多的人为置景、灯光修饰，影片比美国人自己拍摄的城市风情还深刻。影片不仅塑造了“周润发+钟楚红”的经典银幕情侣形象，还留下陈百强的永恒电影印迹。

“现在的纽约比较安全和清洁，没有那么危险了，但也不好玩了。纽约已经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纽约了。”张婉婷再也没有回过纽约拍摄电影，她和罗启锐回到了香港，她开始戴鸭舌帽和眼镜，穿宽松肥大的衣服，直到这些成为她的标志。

在港大，她的编号是“432”

是的，纽约是张婉婷和罗启锐共同的记忆，而香港，则是属于她自己的。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张婉婷开始构思《玻璃之城》，“之前我的电影大多是在美国、英国拍，还没有拍过我土生土长的香港。在我看来，这座城市的很多东西非常漂亮，但又很虚幻，就像玻璃，我决定拍下这种感觉。”

那时候，她曾经待过的香港大学女生宿舍楼要拆除，《玻璃之城》的故事也从那里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的香港大学，是一间录取率非常低的学校，学生们跨过独木桥考进去，就一下子得到解放，每天除了运动就是恋爱。在港大，张婉婷的编号是“432”，和《玻璃之城》中的女主角韵文的编号一样，“电影里的故事，有的是我经历的，有的是我听说的。”

比如电影中韵文被高年级同学罚到水街买冰激凌，就是张婉婷的故事，“老生欺负新生是一个传统，我刚入学就被三年级的姐姐罚去水街买冰激凌，买给她的男朋友———水街在山下，冰激凌买回来还不能化，很气。”

当然，那些对面男生宿舍传来的“432，你好正”的呐喊，也是其中的故事之一，“我们旁边就是一个男生宿舍，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男生唱肉麻的情歌骚扰我们，每天都有男生在楼下徘徊。守门的伯伯是我们的NO.1，他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只会记编号，遇到我不想见的人，他就说432现在不在，帮忙把那些男生打发走了。”

直到现在，张婉婷都深深怀念着港大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再那样玩过，很多朋友都在那时结识，一直到现在。”

一个故事和57万港币

意外的是，《玻璃之城》后，张婉婷和罗启锐并没有继续讲香港的故事，和当年他们离开纽约一样，“回归之后，移民的已经移民，留下来的也安安稳稳地开始生活，香港已经没有什么故事了。”

2000年，张婉婷和罗启锐北上，拍摄记录北京摇滚青年与新一代爱情的电影《北京乐与路》。

纪实风格是张婉婷和罗启锐从第一部电影开始的特质，“可能是因为我在纽约念的电影，”张婉婷说起其中的原因，“那里的电影人社会意识很重，不像西岸的电影，天马行空，什么都没有发生，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北京乐与路》开始就被投资方和业内人士看好，而剧中的三位主演也纷纷热烈响应。舒淇为了出演这部电影，甚至放弃了李安的《卧虎藏龙》。张婉婷和罗启锐也全力投入，电影开拍之前，他们跑遍了北京所有的酒吧和摇滚乐手聚居地，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地下摇滚的一切。

但就是这种旁观者的身份，成为《北京乐与路》受到争议的导火索。在北京，摇滚圈发表联合声明，称这部电影与他们毫无关系，甚至说张婉婷是带着“猎奇心态”；而在北京以外，人们并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与“北京”、“摇滚乐”之类的词有何关系。

2001年，由吴彦祖、舒淇主演的《北京乐与路》在香港的票房是57万港币，甚至不及同年的《一个烂赌的传说》之类的劣质港产片。

北京也变了，和纽约、香港一样

五年后，当张婉婷因为《电影之歌》再一次来到北京工作，她依然坚持当时拍摄《北京乐与路》的初衷，“我自己很喜欢摇滚乐，想拍一个从未有人拍过、充满对比的北京。但我毕竟是外地来的人，我只想通过吴彦祖演的这个从香港来的异乡人的眼光，看北京的地下摇滚乐文化，讲发生在这个城市的爱情故事。”

这五年，除了一部记录成龙家族故事的纪录片《龙的深处———失落的拼图》，张婉婷和罗启锐没有推出任何一部电影。“一个人的内心一定要有一种坚强的力量和信念，不然是绝不可以拍出下一部电影来的。你知道吗，拍电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的，行或者不行根本不像做是非题那么界线分明。”她说她仍然是喜欢电影的，“作为导演，我从来不会说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去拍什么。一定首先要喜欢你的故事，并且有说故事的热情，与观众分享的欲望，才可能讲出来。”

她时常记得小时候看《阿拉伯中的劳伦斯》，很大的太阳从沙漠中升起，很漂亮，她就悄悄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也要到沙漠中去活一次，“电影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2006年的夏天，《电影之歌》在全国进行巡演前夕，在北京指挥排演的她，也抽空去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一圈，“五年前那些熟悉的酒吧都不见了，都被拆了，说要请国外设计师来建更现代化的东西，和香港、东京一样。”

她走过了一个个城市，纽约、香港、北京，在那些城市最充满传奇的时候，她用电影这种最熟悉和热爱的方式记录它们，记录城中人们的故事，也记录着每一个时期的自己，但走进之后，她又对这些城市感到陌生，“城市都是这样，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没有个性，故事也就越来越少，20年前是纽约，10年前是香港，如今是北京。”

如果有未曾改变的，或许只有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