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楚天金报）(记者张阳春)鄂，最早是楚国的属地。在明清时期，对湖北有了鄂省这一称呼，辛亥革命之后湖北的简称正式定为鄂。

鄂商，也就是湖北商人。从明清至今，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浙商，在不同的时期，各自成为声名显赫的商帮。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有着突出的商业地位。

今天，楚天金报浓墨重彩地寻访鄂商成长的足迹，描绘鄂商的面貌，勾勒鄂商特征，旨在塑造鄂商的形象，推动鄂商这一群体日益走向强大。

在先秦时代，楚国的商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近代史上，汉口是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如今，在湖北省内外，鄂商也正在崛起。

一个地区若没有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涌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而鄂商这一群体的壮大，必将直接推动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

楚人重商：商为“四民之首”

湖北的先人是楚人。鄂商的历史，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说起。先秦时期的楚国，有着繁华的都市，都市里面店铺林立，楚国的富裕程度、商业发达程度超过吴越，而且商人在楚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一般的历史记载中，“四民”为“士、农、工、商”。而在楚国，“四民”为“商、农、工、贾”。楚人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国对商业的重视，以及商贾在楚国有着特殊的地位。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楚文化研究专家刘玉堂对记者称：楚国政府非常重视商人，大商人可以一次出境250艘大轮、2500匹马，楚国还扶持民间商人。

楚国也有着全国知名的大商人。鄂君启就是这样的知名巨贾，他是楚国的封君，他组织庞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境内以及邻国长途贩运商品。

被后人尊为“商祖”、“商圣”的范蠡，也是楚国人，只不过他后来在越国为官，在齐国为商。

从“楚人重商”可见，鄂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从明清起，直至1949年，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一大商埠，成为包括湖北商人在内的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

明清时，得江汉航运之利，兼居华夏腹地，汉口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号称“九省通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向记者介绍：明朝中叶起，汉口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粮、盐在汉口转运，汉口作为内陆贸易型城市、传统工商业城市，一直持续到汉口开埠。

1861年汉口开埠，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了十五国领事馆，在汉通商的有二十几个国家。汉口成为一个繁华的商埠。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句：“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清末，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在汉大兴洋务运动，创办了汉冶萍公司、汉阳兵工厂及布、麻、丝、纱四局，为武汉打下了现代重轻工业的基础，并开通了京汉铁路。汉口号称“东方芝加哥”，与沪、津、穗并称近代中国四大商埠。

明清直至整个民国时期，汉口成为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朱英对记者说：汉口是徽商、晋商，以及后来的浙江宁波商帮重要的发展地。沙市商人米粮转运、咸宁商人的竹木转运……湖北商人在汉口经营着传统工商业。而外地商人则在汉口经营着众多新的商业行业。

近代鄂商：老武汉的商业巨头

《汉口竹枝词》中，有一首写汉口“八大行”的诗道：“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作者自注云：“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为上八行头。”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商业“八大行”有所变更，汉口商业的八大行变为：盐行、茶行、药材行、广福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魏文享博士对记者说：明清以来，汉口乃至湖北在华中和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经营管理之道、地域商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徐荣廷、刘歆生就是那个时代鄂商的代表人物。

徐荣廷(1857年-1949年)，幼年随父打鱼，后到汉口药材行当学徒。

1919年，徐荣廷投资210万两银元自办工厂。他还购机2万锭设石家庄大兴纱厂，就地取棉，以节约铁路运输费用。同时，他还与他人集资156万两银元，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购纱锭3万锭、布机500台，徐任董事长。

1927年冬徐荣廷退休。抗日战争期间，裕华纱厂内迁，并发展成为西安大华、大兴二厂、广元大华、成都裕华和重庆裕华等厂，形成裕大华集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徐荣廷占有裕大华集团资金总额5000万银元的10%左右的股金。

通过裕大华再投资，徐荣廷还在黄石利华煤矿公司、永利银行、华年进出口公司、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上海庆华染料厂以及四川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拥有股份。

刘歆生则是汉口的地皮大王。

刘歆生(1875年-1945年)，汉阳柏泉（今武汉东西湖）人。幼年替人放鸭，后随父来汉以挤牛奶谋生。后进汉口太古洋行当练习生、写字兼上街。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经教会介绍，刘歆生任法商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时，他又兼该分行买办并自设阜昌钱庄。他在襄樊等地设庄收购白芝麻转销上海，获大利。后在上海任法属立兴洋行买办。

1900年起，刘歆生先后投资兴办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转运行(后改为东方转运公司)、湖北商办铁路公司、歆生记铁工厂、歆生填土公司、歆生榨油厂和豆饼厂、毛皮制造所、阜通钱庄、炭山湾煤矿和江西铜矿等企业。

1902年，张之洞因资金匮乏，责成地方委请商家集资承租官办电话局，1904年组成电话公司，刘歆生任董事，这为全国官督商办之始。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兴办洋务，为筹款而出卖公共地产。刘歆生购置汉口后湖方圆数百里荒湖。1905年，张公堤建成，荒泽变成良田，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起张公堤，南到铁路边的地区竟有1/4属刘歆生所有。

包括现今胜利街至铁路两旁铺面以及生成里的全部建筑，都由刘歆生陆续投资建造，时有“汉口地皮大王”之称。他曾在黎元洪面前自诩：“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

行商四方：湖北商人的历史足迹

“明清及至近代以来，鄂商群体的存在是无疑的，但作为一个商帮，鄂商的自我认知、群体意识、社会形象相较晋商、徽商，还比较弱。”魏文享对记者说。

此外，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无陂不成镇”，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强势流派。

但，还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出湖北，拓展自己的事业。徐荣廷在山东、四川、重庆、上海等地均有实业投资；据了解，刘歆生也曾在郑州等地买地办转运行。

此外，从遍布全国的湖广会馆或者两湖会馆，可以看出湖北商人走出去的历史足迹。会馆、公所就相当于现代的异地商会。

从清朝前期起，这些会馆就开始出现，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重庆等地，历史上均有湖广会馆或者两湖会馆。

会馆内部互相约束，不搞恶性竞争，此外，会馆出面与政府打交道，跟其他商人团体打交道。

“但湖北人没有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产业。而且和山西、徽州等地不一样，湖北本土有着不错的经商条件，鄂商走出去的欲望不强。”魏文享对记者说。

近代，有不少外地商人来到湖北，在武汉创下产业。

浙江宁波人宋炜臣，清末年间在汉口开设火柴厂。1906年，他创办既济水电公司。1909年1月开始供电，9月始供水，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官督商办水电联合企业。汉口居民第一次饮用了自来水。该公司的汉口水塔高41米，它是武汉最早的一座高层建筑。

广东民族资本家简照南、简玉阶,1905年投资十万元在香港创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1年在汉口建造南洋大楼，成立汉口分公司。1926年在硚口仁寿路建厂，1934年8月1日正式开工生产。这成为武烟的前身。

近代的汉口还涌现了很多名店：叶开泰药店、苏恒泰伞店、谦祥益绸布店、老大兴园酒楼、汪玉霞月饼、胡开文墨店等，有湖北人开的，有外地人开的，其中不少一直延续下来。

重塑鄂商：助推中部崛起

“发掘鄂商或者汉商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培育当代湖北的商业文化，增强湖北商人的合作意识，共助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有专家对记者说。

近日，湖北省工商联副会长赵晓勇接受楚天金报记者采访时称：“历史上有晋商、徽商的辉煌，近代有粤商、闽商的显赫，当代有浙商的实力。而鄂商则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一个强势的经济群体。”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接受采访时坦陈：“从全省看民营经济占的比重依然偏低，怎么样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恐怕仍然是我们当前一个大的课题。”

今天，与一些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的大商人从数量上看，从实力上看，都还比较薄弱。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批批新时代的新鄂商已经开始崛起，无论是他们的事业在省外还是在省内。

鄂商形象的塑造，则会推动湖北商人群体的影响力。

全国工商联近日公布了2005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湖北省企业有10家，它们是：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联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华明集团、湖北福星科技集团公司、十堰荣华东风汽车专营有限公司、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湖北新龙有限公司。

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往年，让湖北的民营企业感到振奋。

湖北省政府也开始注重培育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十一五”规划中，湖北省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6370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超过60%，年均增长率16.4%；有15家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号角下，湖北必将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湖北商人。擦亮“鄂商”品牌，最终还是要靠省内外、国内外开拓事业的湖北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