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已经成为中国电视业界和学界绘制竞争图谱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纵观湖南卫视自1997年改革至今的十多年历程，竞争、上星、上市，所有的操作都最后落笔成了中国电视竞争当年度的关键词，一个来自经济、文化都不在全国处于高地的地方卫视，竟最终被外界解读成挑战央视的希望所在，无论对于媒介研究还是传媒政治经济学而言，这都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试图以布尔迪厄的场域视野来解读当前中国广播电视媒介环境里湖南卫视在十年内发展过程中的两度崛起。

 

一

 

首先，有必要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做一大致梳理。“场域”概念是布氏社会理论框架里一个颇为关键的空间性隐喻，而关于场域中权力运作的思索，则是布尔迪厄以新的方法论论述行为和社会结构关系的重心。在著作《区隔》（《La distiction》）与《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里，布尔迪厄把实践行为理论勾画为“惯习（habitus）[1] 、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戴维·斯沃兹.2006中译本：161），即【（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该公式也承接了他关于场域分析三步骤的设想，毕竟，场域概念最基础的因素是多维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始终处于各种力量胶着与角力的紧张状态之中：任何一个特定场域必须与权力场域 [2]结合起来考量，或言之，探察该场域在权力场域中的权力等级与社会地位；其次，辩识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一定要分析行动的惯习，行动者通过内化自身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从而获得相应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布尔迪厄，2004中译本：143）。

 

使用上述的场域模式来解读电视，算得上是布尔迪厄对媒介研究领域的一个贡献。1996年在巴黎一台面向普罗大众教授法兰西公学院课程《关于电视》与《记者场与电视》时，他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路径即“参予式客体化（ l’abjectivation participante ）”[3] ，从内部审视并揭露媒介体制的符号暴力与商业逻辑：首先，布尔迪厄分梳出这样一条制约关系的链条：经济场——新闻场——其余文化场。自身难以自主、牢牢受制于商业逻辑的新闻场直接受到了需求的支配，譬如节目收视率、广告份额等已然成为了衡量媒体实力的主要指标，经济资本的数量将直接决定媒体在新闻场中占据象征资本的总数，而媒体一旦掌控了相当的象征资本，则意味着该媒介的符号权力/资本能够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容小觑的话语号召力量，这是控制市场份额的前提，如此才能更好的吸引广告客户，捞取经济资本。新闻场，作为一个现实的关系网络存在，其内部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共生关联与角逐游戏客观上造就了媒介实力等级。

 

在这里，布氏分析的第二条基本理路是，新闻报导作为一个社会场域，除了透过收视率的作用和商业逻辑的运作保证了其场域他律性（hétéronome）特质，更紧要在于，本身作为一种场域结构的新闻媒体，一方面会反过来支配其他的社会场域，即以“同构（isomorphism）”[4] 的方式对所有其他场域实施控制力，同时也是社会权力场域的同构性再现，或言之，社会的等级与冲突模式在新闻场中同样得到再生产，甚至可以视作为“社会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委婉形式”（ 布尔迪厄，2004中译本：187）。

 

以上可见，布尔迪厄完全以先前提出的场域分析三层次模式来解读新闻场，但他主要攻击的目标却是法国电视上的新闻演播，这就使得结论表现出极其明显的法国性，亦造成了它们跨文化语境转换的难度，可以得见，即便在具有某种类似性的社会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也仍然会要求我们在运用特定社会理论的时候不断审度它的有限适用性。布尔迪厄讨论新闻场的若干特征时，相当具体地涉及到经济关系、政治力量和权力体制等方面，这本身就表现出对理论有限适用性的重视。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追根溯源就是一个例子。

 

新闻场，按照布氏的说法在19世纪的两类报纸，即强调“大众性”与树立“客观性”的对立中所形成的，因此，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互对立的场所（布尔迪厄，2000年中译本：86），并且这种矛盾相比其他场域显得尤为突出。对比国内，当前我们对于新闻媒介性质的定义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似乎能与布氏笔下对新闻场内部矛盾的两方力量一一对应，可是泾渭之处却在于，布氏认为新闻场内“大众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与冲突一直存在，无法避免，因为这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要指法国）社会权力场域通过文化场域的生产与社会阶级场域的斗争在新闻场中功能与结构的同构性表征，换句话说，新闻场是一个——相较于其他场域而言——更容易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的收买加以控制的公共空间，这使得权力可以通过主导实际的和象征的利益分配来有效地施展影响。权力通过媒介来控制新闻场，是一种比动用行政权力更具合法性的控制手段，它甚至使得权力控制本身也因温和有序而具备了合法性。

 

但，在中国，情形却不是那样具备可比性。按照布尔迪厄的探寻路径，中国当前新闻媒介/场事业性与企业性的双重属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操作矛盾与冲突却被广电权威部门以政策的形式进行了合法化的并存改造：商业诉求确实被放置在，准确来说已然成为了我国大小媒介的主要利润来源，甚至是媒介实力的重要攀比依据，可是，即便市场经济下商业化运作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依旧归属于政治权力阶层。在党性原则的话语控制下，媒介依旧在国家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政治权力的掌握之中，并不能僭越既定政治体制的规训之上，媒介彼此的竞争反倒成为了经济力量，按照布尔迪厄的话语，经济资本的竞相角逐，由此，媒介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圈层便具备了双重特质：当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媒介抢夺象征资本的最终目的时，反抗往往只能避硬取软，借由“去政治化”的渠道确立国家象征符号，或者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的媒介意识形态转而以对抗经济影响而非政治压迫来宣告其独立自主性成为可能。但由于经济势力并不是当今中国的真正统治力量，这种所谓的对抗也就缺乏实质的政治意义。由此看来，布尔迪厄对于新闻场的准政治经济学评判便不能直接搬用到中国语境中来。

 

第二，在布尔迪厄看来，媒介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和符号权力是直接由其所握有的经济资本的质量来决定，但有一点，在法国，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一直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布尔迪厄大肆声言象征资本的主要根据，换言之，这也是新闻场能够干预其他场域运作的充要条件，要不然布氏不会断然判断出新闻场与其他场域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之间“共谋”、“合作”的关系，因为双方都太需要象征资本来获得大众文化的接纳、认同以及对合法化当前社会等级的符号权力，对于媒体而言，前提就是经济资本数量的绝对占有。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中国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很难与其他形式的资本进行抗衡，长期以来，象征资本隶属于政治资本。九十年代市场逻辑对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其中的资本/权力分派开始重新洗牌，此时再来反观媒介与知识分子的联动，却已然不是布氏分析的“合作”之局面：毕竟，中国媒介无需依靠知识分子的话语保障来获得象征资本，因为两者皆处于政治资本的话语号召下，更遑论媒介借此赢得符号资本/权力对大众文化的认同、型塑能力，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辐射力的日渐式微，但政治权力仍不放弃对新闻场的控制影响，但另一方面市场对新闻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日益显著，此时，重新思忖媒介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尤为必要。

 

即便如此，以布尔迪厄的观点，我们对于任何体制、社会结构以及行为的理解，都要从人类社会中实际运作的社会场域及其空间里探察从事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所固有的社会力量，以及客观存在的资本力量的相互关系，因此，从打破了传统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与“行动”概念的方法论角度出发，利用布氏场域的理论视野去考量当前中国内地广播电视媒介环境里，湖南卫视凭借近年来商业化运作、频道定位所引致的成功崛起现象仍旧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在这里，内地广电媒介环境作为场域并非一个实体概念，即它指代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而是一种分析和研究过程中的功能概念。具体来说，广电场域可以被理解为在社会当中的一系列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进行中国语境下的话语转换。

 

依据以上的分析，笔者大致理出一个因果框架，一来回应布氏在《区隔》一书中提出的实践方法论模式，同时也作为使用场域视野考察内地广电环境的主要工具进行探究：政治资本——空间位置——资本结构（经济＋象征）——【惯习】——媒介立场。政治资本总量的多寡预先设定，决定了广电体制的架设与内地政治行政区位完全吻合，各级电视台在体制中的空间位置接合了各自媒体在全国的落地范围与收视人群，这直接影响到它们经济资本与符号权力的占有，尽管，符号权力，或者我们说象征资本，对于当前的电视媒介而言，除了固守住国家意识形态的召唤权力外，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型塑与认同，因为后者将直接影响到媒介收视人群的数量。但在内地的广电场域里，电视台除了心照不宣地遵守政宣功能的游戏规则外，中央媒介由于政治资本的优势却无形中生产出对地方媒介理所当然般的经济资本的优越感来，而地方媒介之间，却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包括地缘优势）的优势，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限制，让商业利润的分割更加直白赤裸，这正是省级卫视彼此竞争的根源——广电场域内的潜规则、争夺点的真实性及其可能的获利。

 

二

 

把分析框架厘清之后，我们不妨再来了解湖南卫视自上星之后的两度崛起。

 

自1997年“频道上星”以来，湖南卫视从节目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全面改版，面貌一新。针对各省卫视节目的状况，湖南卫视尤其注重了自身节目的特色和个性。1997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策划，《快乐大本营》走上卫视荧屏。一年以后，《玫瑰之约》引爆了婚恋交友话题，再次产生轰动效应。《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登上了收视排行榜的显赫位置。

 

若言90年代末期以“明星娱乐大众”为主打特性的余兴节目借由湖南卫视凸显其本早该降临之活力，撇开（多数）业界人士与学究专家不说，内地观众对“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在港台早已淘汰的娱乐节目型式的极度推崇却让湖南媒介开始了模仿与本土化（以湖南经视为甚）娱乐之旅，其中面向以台湾当下人气娱乐节目为主，涵盖各色样式，小至娱乐新闻，大至脱口秀、真人秀与综艺节目等。结果，湖南电视在短短几年内娱乐节目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其娱乐节目理念、样式、制作水平超出同级卫视。且湖南电视提出了“举全系统之力办好卫视节目”，湖南经视等已经过多年市场化锤炼的地面频道成了卫视的节目库和人才库。一般情况下，在地面频道热播的节目在权衡经济利润与意识色彩之间的张力后便挪至湖南卫视平台进行全国传布，散播全国影响。

 

自两档娱乐节目成功改写内地娱乐图景之后，我们可以察见，《乡村发现》、《有话好说》、《晚间新闻》、《今日谈》、《新青年》等众多新老栏目迅速跟进，表现出湖南电视旺盛的创新活力。1998年起，“湖南电视现象”已然成为中国电视业改革与发展大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5]。

 

当湖南卫视的经验已经被刻板地定型为“娱乐”之时，湖南卫视上层的某些言语却表达了他们不甘于只凭借品牌栏目而徘徊于主流之外的决心。但鉴于2001年部分谈话类节目导向偏差而引致的教训，他们在这个方面实现了足够的低调和沉稳，其锋芒也不可与当日并论。即使强调新闻的同时，湖南卫视的领导也客观的指出他们不存在“新闻立台”的实力，因为他们地方媒体的区位不允许进行新闻全国化的制作。[6]

 

历经一系列调整，2004年湖南卫视迎来了另一轮发展高峰。央视-索福瑞的收视资料显示，2004年度，湖南卫视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和53个中心城市的平均收视率排名，居国内所有卫星频道第六名，省级卫视第一名，湖南市场继续稳居第一。其中，收视份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7.5%，广告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93.56%。[7] 2005年湖南卫视收视再度提升，上半年收视份额超过3%，位居全国第五，比去年增长14.9%。湖南卫视至今已连续三年（2003——2005）成为唯一一个在全国市场收视份额超过2%的省级卫星频道，接近中央电视台主要专业频道，也是过去三年内唯一一个收视逐年攀升的卫星频道。2004年度，湖南卫视广告创收超过5亿，创造了历史纪录。这一数字也在国内省级卫视（单频道）中名列榜首。[8]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得见，仅仅历经了2001年至2002年发展低潮之后，湖南卫视重新进行频道定位，再次在全国省级卫视中确立其难以撼动的霸权位置，不仅表现在节目收视份额与广告创收，更为紧要的是，湖南卫视在几经触碰广电总局对节目内容限定的底线，这其中还包括将湖南新闻联播更名为新联播，也相当明晰地了解到自身在政治话语与新闻资源上的劣势后，在内地省级卫视中率先进入了娱乐与资讯频道的整体运营当中，却带来了湖南卫视低潮后的“春天”，不仅树立了其娱乐强势品牌置位，更为其赢得了应有的市场份额与广告利润。

 

2005年，湖南卫视第二次运作湖南娱乐频道早于2年前就在长沙本土推出的“超级女声”，却不料掀起了始料未及的第二波全民娱乐狂欢，其全面上演规模与影响力已然逾越新的台阶，在广州、长沙、郑州、成都、杭州，报名人数集合突破了近15万人，创下国内电视大众选唱类节目直接参与人数最高纪录。据央视--索福瑞的最新收视数据统计，其收视表现也非常突出，在频道全新开发的周末午间时段，全国收视份额最高值突破10个百分点，稳居全国同时段节目播出的第一名，周末晚间各唱区的总决赛的收视也是异常坚挺，全国同时段收视率仅次于中央电视台一套，名列全国第二 [9]。可以说，超女节目的商业化水平完全堪比原版节目《美国偶像》在全球范围的成功，不仅创下了收视率第一、单位广告时间价格最高等纪录，还为中国电讯运营商们带来了每期几十万元的短信收入。

 

一时间，万人空巷的局面发生在中国2005年暑期，超女也再次成为湖南卫视继《快乐大本营》所经营的“明星娱乐大众”风潮后引领内地第二轮娱乐风范的主打文本。紧要之处还在于，湖南卫视高层熟谙了内地媒介生态环境的可操作性，积极响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话语号召，将“草根娱乐与庶民狂欢”精神与商业化运作成功联结，暗藏玄机地私自割占了一直被垄断独大的央视主持分配、并被其它各家强势电视台占尽优势的“收视率”这块奶酪。而这一切背后的深刻意蕴恐怕在于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过程中，各级电视媒体在重新界定和划分势力范围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湖南卫视借由“去政治化”的娱乐节目吸引了各地受众的注意力和广告资源，至此，所谓的去政治化，却有了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冲突。一时间，湖南卫视的诸种操作不仅成为央视比拼的对象，更加面对了全国卫视的追逐的对象。中国地方媒介的成长、民间资本的茁壮与地方主义格局的形成，恐怕才是在商业基础上能够威胁垄断的真正原因。

 

三

 

湖南卫视并非独立地存在，它身后隐然却有序的中国广电格局深深影响着其间的运营旨趣，或者我们可以将中国广电看作一个在权力场域（元场域）之下的独立场域，湖南卫视在其间也必然遵循“惯习”方能生存、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广电业的产业化进程，中国广电场域在不断引入新的权力，虽然其间显性的行动者（agent）仿佛历经数年只是数量激增，但是其中汹涌的权力可以在湖南卫视这个案例中得到直观显现。

 

中国广电业在建国之后，始终是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有计划地按行政级别和行政区划开办电台、电视台，可以察见，中国广电业环境作为场域权力的第一圈层，实则是权力场域所构建的政治体系与社会等级以同构的方式在媒介领域内的复制与再现：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起，广播电视的所有制就为国有，无论广播电视台还是传输与发送系统，均由国家经营和管理；第二，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为国有事业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第三，广播电视媒介多年来处于行业内高度垄断的局面，广电媒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结构均不能打破行政级别和行政区划的限制，在相同的行政区划中也基本上不存在相同行政级别的广电同类媒体分析的竞争（陆晔，2002）。

 

内地广播电视媒介环境若比作一个场域，它相较于布尔迪厄笔下的新闻场似乎更加复杂，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新闻生产与流通的层面，相反，作为一个受到权力场域结构化的社会空间，其中必然有宰制者与被宰制者，只是这种场域内部的等级关系在布氏看来是由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比例与总量决定的，但在内地广电环境里，权力场域按照行政区划的单位等级设置将内地电视媒介依次排坐，政治资本，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才保证了媒介生存最根本的符号权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央电视台可以作为全国广电唯一的第一梯队，而湖南卫视与其他省级卫视也无出左右，以省级政府的宣传喉舌身份进入了国家主权话语体系。如是这般，这种以国家资本与权力场域的共同建设为基础的恒常、持续的位阶关系在广电业界逐步落根、得到认同，也通过这样的运作，电视产业重组、频道资源的重新整合在客观上有助于将统治秩序合法化并再现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在服务于自己特定场域利益的同时，也有益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利益。

 

同时，这个场域结构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广电操作，而且从湖南卫视的扩展恰好能够展示政治资本作为元场域在中国广电业的运作逻辑。随着1998年开始凭借娱乐席卷全国后，湖南卫视的诸多操作让人嗅出其中希望打破娱乐印象追求全国影响力的些许意味。2002年初，湖南卫视正式更名为“中国湖南卫视”，年末，湖南卫视定位为“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综合频道”。 2004年6月，湖南卫视确定“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的目标，秉持“快乐中国”的核心理念。这也是国内所有电视媒体中，对自身品牌进行清晰定位与形象区隔的第一家。

 

从2002年更名、2003年湖南卫视重新定位之时的某些用语却也显露出其面向全国、拒斥“娱乐立台”之说的意味深长。从某种程度，2003年的整体定位已经为其后在全国的大面积扩展埋下伏笔。当年，时任湖南卫视新闻中心主任的梁瑞平在接受新浪访谈之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娱乐立台之说，他认为湖南卫视在发展中只不过聪明地选择了从娱乐突破，再带动其他的策略。他认为没有新闻的频道，只会是一个软体动物，因为媒体最基本的功能还是新闻。 [10]这样“新闻出省”的定位不得不让人与当年央视大面积扩展新闻编播实力、创立新闻频道等举动联想在一起。湖南卫视台长魏文彬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出从未要娱乐立台，湖南卫视是创新立台，娱乐只能说是风格。[11]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地方卫视，在中国广电场域第一圈层——央视的强力辐射下，湖南卫视是否真正具备了突破“软体动物”的资本？2001年，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因破天荒首次播出了广电总局十分敏感、极少触碰的同性恋话题，导致该节目的直接下撤；而湖南经视也几乎在同时，因为在其经济分析类专题节目《经济环线》中，讨论“中国农民企业家峰会”时因某些嘉宾的邀请问题而惊动中央，一时间，湖南卫视被广电总局取消上星资格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两件事情对湖南电视，尤其卫星频道而言，无疑是相当大的重创，换而言之，湖南电视人此番借助“娱乐”领袖全国从而占据话语权高地的企图遭受到来自广电权势部门的高度打压，教训在于，在一个并不具备任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优势的地区，湖南电视借“娱乐”成功出柜，却未料想到，这种娱乐强势地位的确立却仍旧未为其带来任何政治话语权力的优势，或言之，政治资本数量并未因此得到任何增长，在谈话节目中触及某些话语禁忌，加上其新闻理念的探索实在有些牵强，尽管游离在“出轨”的边缘，也反复持续地挑战着内地广播权威部门和审查机构的容忍底线，却差点遭致封杀之后果。

 

第二，我国广电体制的建构与分布，依靠行政力量已基本完成组建任务，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在权力场域与广电体制的同构性连接上，政治资本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与此同时，各级广电媒体业已成为了铺设国家意识形态图景的重要单位。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传媒业进行新一轮改革以来，尤其当我国媒介竞争格局逐步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李良荣，2004：340）局面时，广播电视的结构调整以二级电视与频道专业化为中心内容，市场逻辑开始介入媒介的日常运营过程中。

 

如前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广电场域中只是权力资本较为单一的运作、回荡，那么从中国广电开始逐步失去国家财政支持而被迫走上同业商业竞争的道路之后，广电场域中在政治资本运作之余又牵扯进一股新的力量——经济资本。虽然经济资本的获取并非能保证内地媒介政治话语的扩大：广电媒体拥有的政治资本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权体系相互挂靠，无法撼动。但经济资本毕竟是与政治资本相区别的一股新生力量，在市场竞争中以往被行政级别这种政治话语方式所压抑的诸多问题甚至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省级卫视的上星落地之战、省级地面频道的覆盖等以往闻所未闻的问题，在经济利益面前开始了广电行动者短兵相接式的利益重构。

 

根据网络媒体的报道，2005年湖南卫视的全国落地费已经达到2000万。按照广电总局的规定，省级上星频道就是理论上能够覆盖全国的电视频道。“理论上”的全国覆盖要付诸实施，政治资本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于是，“落地费”这一经济指标开始成为业界的公开秘密。从这里我们得见，虽然政治资本没有失去中国广电场域之元场域的控制力量，但是它的控制力度和幅员却在经济资本尖锐的矛头之下露出了缝隙，于是中国广电图谱在新一轮的力量角逐中具备了重新绘制的可能性。

 

最后，若言惯习是“存在于场域里的潜在的实践原则”，那么对于内地广电场域而言，一分为二的媒介性质无疑是最根本的运作规训，因为它事实上成就了省级媒介挑战场域内部权力等级的可能。内地广电场域的特殊性在于媒体手中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能够演化出一股新的权力资本——象征资本，此处的象征资本已更多地与社会资本交互重叠，与布氏所分梳的媒介与知识分子合谋而占据话语权力不同，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媒介借由政治或经济资本的运作，凭借特定的媒介符号或权力在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占有不容小觑的话语召唤力量，只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已不能由政治资本理所当然的先天优势独立支撑。

 

有人说湖南卫视借助娱乐节目成功突破地域限制，1997年《快乐大本营》以及2004年启动《超级女声》的两度崛起，客观上以经济资本的突围与大众文化的召唤挑战了同级卫视一直梦寐以求的广电体制与游戏规则，无非就是为了借由娱乐版图全国扩张的温和形式达致商业化之企图。但是在湖南卫视经济资本大举提升的过程中，一起风生水起的是它在大众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尤其是让诸多学者瞠目的《超级女声》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文化力量，顿时让湖南卫视真正被置于公众的前台，一个地方台的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娱乐节目甚至被人解读出民主、公民社会的气息。

 

当今，在内地媒介的运作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以娱乐化、非政治化的方式成功去除了政宣功能之于大众的反感心态，并能以草根、平民之姿态成功介入大众文化形貌之构建中，同时商业化运作被再次镶嵌在固有的国内媒介体制中，并产生表面响应实则颠覆的抵抗后力。也许湖南卫视本身在制作《超级女声》之初没有设想过对抗央视、夺取话语权此等充满颠覆意味的目标，但是《超级女声》的成功及随后广电总局、央视的某些举动却在网友等受众的解读下，慢慢被赋予了“垄断”、“霸权”的意义。原本只在广电场域行动者内部心照不宣的某些惯习以一种未曾意想的方式公诸于普罗大众面前，这不能不说是象征资本的力量。

 

而且此等象征性资本的潜在力量还在于，它又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转换或还原为经济资本，甚至政治资本，这恐怕是中国广电场域某些行动者真正深以为戒的运作逻辑。再以湖南卫视为例，2006年《超级女声》的冠名广告费用之高让广告界、广电界大为震惊，虽然一档《超级女声》能够为湖南卫视赢得的直接经济利益无法与“春晚”相比，引人关注之处是一个政治、经济甚至历史文化并不占据独特区位的地方媒体能够凭借引领大众娱乐而成功跳脱其作为省级卫视在发展上的地域局限性。按照吕新雨的说法，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发展所引致的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利益分割，以及地方媒体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建诸其上之利益的追求，不断威胁与侵蚀着中央台的垄断地位，而湖南卫视的余兴节目已经前后两次从市场份额和内容区割上撼动了央视在综艺节目这一部分上的号召位置，重点还在于，在并没有触犯任何政治性错误的前提下，或言之，在意识形态框架里以商业化的方式盘踞大众文化图景之型塑角色的扮演上，湖南卫视远远领先于央视与其他同层级电视单位，并因此为其之后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扩张与推广埋下伏笔。虽然中国广电业较为特殊的政治资本分配终会给湖南卫视的发展设置“透明的天花板”，但是随着广电场域中角力的进一步发展，湖南卫视能够触动原有体制到某种程度却是一个让现有级层利益既得者忧心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任何一角的失守会导致的连锁反应恐怕将大大超越业界的想象。

 

四

 

湖南卫视的意义可能在于他事实上对中国广电传统管理体制的层级提出了挑战，或言之，打破了潜在的游戏规则，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场域内部各自群体的生存惯习。省级卫视理论上可以覆盖全国，但是他不似央视一套能够获得国家强制性落地，他事实上处于广电层级的第二梯队，获得的政策资源远远低于央视，这也就是他能够挑战央视的意义所在。

 

内地广电场域以往由政治资本所搭建起来的各级媒介的空间位置与话语召唤力量分配的单纯性，在媒介面向市场化之后，开始受到物竞天择般商业竞争逻辑的挑战和侵蚀，省级电视频道上星之后，地方广电场域初步升格为全国性范围，央视政治地位和资本质量的特殊性，地方广电业界不能也不会去触碰，因为政治资本决定经济资本的运作逻辑已成为内地广电场域的基本规训，只是经济资本多寡的决定权，以及由此凸显的媒介实力，则在市场话语的拥抱下合法地成为了地方媒体竞争的焦点，并且，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和主持上，地面频道已将央视视为与其他同级广播电视单位同质的竞争对手。

 

但是，这种潜规则的运行惯习却无形中被湖南卫视在娱乐节目上的一系列扩张举动放大而置于大众面前，如此这般，才被众多大众甚至知识精英将湖南卫视与央视之间的关系比作地方/中央、民主/权威、市场/国家的象征，大众通过对湖南卫视的拥抱而达至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抵抗性与挑战性“快感”，或言之，湖南卫视在大众中的受落位置是虚席以待的：菲斯克承认大众文化中隐藏着宰制与被宰制的权力关系的同时，强调了矛盾的另一方面特征，即大众作为被主宰、被规训的一方不总是被动无能的，可以以他们的规避策略与游击战术来同意识形态的主宰者进行周旋，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样，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大众在自身的大众文化图景里，不断寻找与诠释能与央视产生抵抗或解构快感的象征性媒介，湖南卫视的出现，恰好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挑战主体，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了为何湖南卫视各色娱乐节目以及相关举动都被外界揣测甚至直接阐释为富有政治意涵企图的原因。这是其一；

 

其二，以“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表征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实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央台优势地位的威胁和挑战（吕新雨，2006）。若说央视的市场化进程与商业化模式，是以“非政治化”出现的“政治”直接介入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组之中，根源在于内地政治制度下对央视作为中央级媒介所必需承载的政宣功能以及由此赋予的话语霸权与资源垄断特质在当今媒介市场化趋势中的一种变形的延续的话，那么，湖南卫视在近年来对自身全国性媒介的定位，一方面，虽然透露他企图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的线索，但是却只不过是借此来表明一种态度，并且为他进一步的商业扩张创造合法性。通过超女等其他娱乐节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塑造，他在中国电视界的商业位置已经毋庸质疑，但是为了在现存广电格局中进一步显示自身扩张的合法性，也因此获得了央视及来自政府意识形态的打压，现在他在小心翼翼表明大台风范来进一步创造于政府、民众之间的声势；

 

另一方面，湖南卫视经济资本积累的成就与其本身地缘、公信力、文化与政治在全国广电场域中的权重的比例失衡，除了凸显了媒介文化文本的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外，更加剧了各级媒介彼此竞争的企图心，这也不难解释了湖南电视两度掀起了娱乐节目的全国跟风趋势，其背后就是地方与中央媒体、地方与地方媒体之间利益分割、经济资本争夺的强烈诉求。2006年被戏称为“中国电视选秀年”，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尤其是东方卫视今年改弦易辙，大规模推举频道“新闻见长、娱乐补充”的综合性发展策略，《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以及《舞林大会》一系列综艺选秀节目的制作与全国性推广，无非是地方媒介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召唤地位与代言角色能够被还原成经济资本的升值的价值后，对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一次商业性反攻而已，这表明，当政治资本已经无法为地方/省级媒介创造预期的经济资本的数量，而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成功案例却给地方，包括中央级媒介提供了一个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文本和利润途径：以非政治化的渠道去建立各自的意识形态高地，或者说在大众文化版图内占据属于自己的制高点，此时，商业化反而提供了相当温和的反抗途径，既能满足当前政府话语的诉求，亦能让媒介找到各自生存之路，并能在大众文化的坐标内找到抵抗霸权的安全方式，一举三得。

 

其三，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出发，传媒获取的市场份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其实力的综合扩张必然最终落实或说触及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如前述，内地政治体制成为大陆媒介政治性（或言，党性）原则之前提，媒介体系的层级特质服务于政权正常运作外，更入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维系与传布过程中：（1）一方是地理上四散而不相连属的民众，另一方是国族生活的形象心腹之地，大众传媒，尤其是广电媒体，在二者之间形构了桥梁；（2）无论地区性或全国性层次，广电媒介皆在民众心里内，营造、提振了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Cardiff, D. and Scannell, P.1987：184)。因此，对于大众文化中的受众而言，电视媒介的日常侵占已不可避免，诚如此论，就央视诞生之日起，它就极具中心与集权之意涵，极力想要提供孤立四散的民众一种国族认同感、民族凝聚感、话语同一感。只是在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过程中，受众注意力的指向最后也会影响到一个电视台的认同感塑造能力，更逞论其后更加直白的经济利益争夺。湖南卫视目前的敏感在于他已经获取的注意力和市场份额使他看上去具备了挑战某些格局的实力，但是实际上，在按照行政资源配置频道资源的中国电视市场，这种挑战不仅触及了利益分割过程中的微妙均衡，更加会引起各级电视机构背后行政资源的质疑。

 

同时，媒介市场化进程却让这种国族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意识变味，对意识形态的占有转化成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吕新雨，2006），或者说，央视在媒介市场化过程中并非与其他媒介处于同一水平，他始终占据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并尽可能地转换成商业利益，并以国家层级的电视台身份导向着电视节目的政治正确性；同时，媒介的公益服务功能与商业取向始终交错并行，商业是被国家意识形态装饰过并赋予合理性的商业，公益服务是被市场以“非政治化”面目的“政治”进入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重组过程中的媒介产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若说央视因由政治资本的垄断转换成地方媒介难以企及的经济资本而成为众媒介潜在的挑战对象的话，而湖南卫视却因亲身的成功实践把自己塑造成中国广电场域内部媒介实在的挑战对象，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具备任何资本资源优势的湖南卫视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的文本，从而拨动了占尽地缘、文化资源优势的地方媒介乃至央视的竞争企图。但紧要之处在于，湖南卫视参照了央视商业化发展的模本，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外界（媒介、受众）对其的过度诠释与关注，并尽可能地将其转换成商业利益，成为其扩张电视版图与商业市场的最重要的隐性王牌，而包裹着他的外显之物就是“去政治化”的娱乐节目，前提在于他开始在市场竞争上形成了与央视可以抗衡的力量，这恰恰正是湖南卫视与央视在市场化过程中最核心的差别所在，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的规训、政治资本的差别让央视与湖南卫视在市场化伊始就处于绝对不对等的起点上，央视所占领的国家意识形态位置勿庸置疑，而湖南卫视却率先藉由“去政治化”的娱乐品牌在大众文化图景中树立了自主并相对自由的文化制高点，被挑战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央与地方媒介模仿与关注的对象，这本身就是“政治化”的过程，换言之，湖南卫视是以商业的“非政治化”去迎合当下大众文化对权威政治的抵触，却以市场的全国性扩张挑战了内地媒介的政治性分布体系与资源配置，这就是湖南卫视商业化进程的本质所在。

 

来源：中华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