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碧蓉（楚天都市报 430077）

龙妍洁妮（武汉大学新闻研究生 430072）

所谓社会转型，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看，是指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被迫进行的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社会转型往往呈现出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可以说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⑴。这场变革不仅要改变落后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制度层面，而且也必然要求、带来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和更新。在这场转型变革中，近代报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本文以1815年到19世纪末的近代报刊为对象，阐释其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和出版发行的物质技术条件。尽管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后者，但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却始终不具备。从文化上看，当时的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一套固有框架，外来文化只能融于这个框架中，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孔孟之道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外来文化很难产生多大影响；从政治上看，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始知之”的思想禁锢，对新闻出版活动的控制十分严厉。拿官报来说，谕旨和臣僚奏章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通过何种渠道抄发，往往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对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亦有诸多限制。 雍正六年上谕宣布“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⑵； 尽管乾隆以后这方面的限禁相对缓和一些，但是从根本上说，统治者同样不允许自己控制以外的其他任何类型的报纸发行，顽固地执行“言禁”“报禁”的政策。1810年，嘉庆皇帝还发布谕旨，禁止外人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为首者立斩”⑶。环境严苛，国内近代报刊发展很难实现。

然而，外报的兴起逐渐打破了这种禁锢。外报是在殖民主义入侵中国，迫使中国转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武力保护下，葡、英、美、法等国相继来华办报。西方国家商人为了占领市场，倾销产品，需要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的信息， 新兴民族工商业者为发展本国市场经济，也有增加国内政治经济信息的需求。这时传教士和商人们便把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新闻纸”介绍给国人，恰好适应了时代、社会的要求。 至19世纪末，逐渐形成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香港、澳门、上海为基地，辐射广州、天津、北京、汉口等大城市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如《蜜蜂华报》、《中国丛报》、《字林西报》、《香港中外新报》、《万国公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这一时期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先后出版了大约300家，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70%以上”⑷。它们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发展态势，中国新闻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外报时期”，并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序幕。

外报的产生、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首先，正是这些报刊所刊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启了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之门。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就曾发表了这样一段新闻：“英杰利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⑸。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对其加以进一步的阐述。“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义，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或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至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⑹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资产阶级报刊是为侵略服务的，但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而在此之前，中国长期与世隔绝，很多人包括统治者的心目中，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余国家统统是“未开化”的“蛮夷”之邦。 英军的坚船利炮都兵临城下了，道光还在问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其闭塞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外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变。旧式中国知识分子毕生沉迷功名，对其他知识了解不多。外报带来的西方文化，震惊了中国知识界。从内容上看，外报最初虽然多传扬宗教，但越到后来，宗教的成分越少，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信息逐渐增多，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工业、农业、人文、政治等各个方面。在西学知识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最先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警醒过来，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了外报提供的知识。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量引进西方应用技术，办船政、办企业、造枪炮、翻译书籍，对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更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外报西学宣传的启发。

外报的创办者们输出的近代报刊的知识与模式，开拓了国人封闭的视野，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人物的参政意识、民主意识逐步增强。而报刊——舆论工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在外报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加速器”，仅靠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演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恐怕要缓慢得多。

在外报的影响下， 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认识到报刊的各种社会功能，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最先问世的是艾小梅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1874年1月，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容闳在上海创办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向朝野介绍和推广近代化报纸，郑观应、王韬不仅在报纸上发表鼓吹变法自强的言论，还呼吁政府放宽言禁，允许报纸“指陈时事，无所忌讳”。 戊戍变法时期，维新派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改革，这些希望国家强盛起来的仁人志士在近代报纸上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发现办报论政比著书论政更加方便，影响也更大，于是纷纷创办报纸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一些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多年来的改革仅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很少涉及到下层，而下层传统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严重影响到变革的推广，于是梁启超等人逐步把变革的目标从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转移到开启下层的“民智”上来。各地维新志士把办报当作推进变法的重要手段。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随后，《时务报》、《强学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相继问世，国人办报出现第一次高潮。1896年到1898年三年间，除了维新派报刊外，全国出现了近60家报刊⑺。 这些新兴报纸多数是主张维新或倾向于维新的，也都普遍重视对西方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的介绍，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科技报刊如《农学报》、《算学报》等等。

这一时期，不论是普通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对报刊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应用。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提到“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⑻。在他看来，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⑼。他还强调现代报刊对社会的重要性，如可以刊载军国大事、民业、学会、物产、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方面的信息，再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达到“通上下”，“开民智”的目的。湖北总督张之洞从1896年支持创办《时务报》开始，到1906年去世，一直关注新闻报刊事业。尤其是在其长达15年的督鄂政治生涯中，更是十分注重新闻报刊的创办，不仅向同僚大力推荐，而且亲自制定报刊宗旨，进行新闻检查，对湖北地区社会变革影响极大。此时期，虽然还有限制报刊的法令出台，和迫害报刊报人的势力出现，但言论自由的藩篱已经突破。从上层统治者到一般士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进一步刺激了近代报刊的发展。

维新派报刊和其他新兴报刊一起，向广大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宣传教育，他们把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说通过报刊介绍到国内，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八股科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 如《时务报》刊首刊有“本刊撰论”，知识分子们开始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和公共事务，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国内出现了“智慧骤开，如万流沸腾，不可遏抑”的局面； 公众舆论基本开始形成，对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前，民主、公民、自由这些近现代社会观念刚由外报传入中国时，国人还视之为异端，几十年后，自由民主的思想观念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尽管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其后相当久的一段时期内，好些大臣仍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⑽，可见在报刊作用下，变法革新的观念是何等深入人心。维新报刊影响下形成的新知识阶层掌握一定统治权力后，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反过来又推动新文化的广泛传播。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范围越来越广，如创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等等。广州《时敏报》不是革命报刊，但也于1904年11月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⑾报刊与社会变革相互促进，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逐步成长，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开始形成公民社会的雏形。

总之，近代报刊是与中国近代化转型历程相契合的。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剧烈的变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报刊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近代报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近代报刊在华出现，其传播的内容为国人提供了知识体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培育了一批拥有新知的人才群体，这些人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首要推动因素。近代报刊带来的关于近现代化的基本知识、思想如市场经济、公民自由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等也极大地更新了人们的旧有观念。虽然仅仅如此，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化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近代报刊的确在某一程度上使国人传统封闭锁国的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转变，推进了国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从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前进步伐。

注释：

⑴ 刘伟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7年第1期

⑵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⑶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44—45页

⑷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27页

⑸ 《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乙未年六月) 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页 转引自袁伟时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

⑹《自主之理》，同上(道光戊戌年三月) 同上第339-340页 转引同上

⑺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年第105-108页

⑻⑼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http://bbs.uxiu.com

⑼ ⑽⑾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http://www.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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