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布尔迪厄与波兹曼对电视的文化批判

黄艾艾（武汉电视台 430015）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那本引起很大争议的著作《关于电视》中曾提出过一个“电视人的道德主义”的命题。他引用文学家纪德的一句名言：“用美好的感情，却创造了糟糕的文学”，比照一些电视人的道德失范，认为他们“用美好的感情，制造的却是‘收视率’”。

布尔迪厄所说的“收视率”，是指电视受制于商业利益操纵后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清醒地看到了电视的“通俗化的力量”。他认为，随着电视在传播领域相对力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商业因素对占有统治地位的电视的控制不断加强，迅速地造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后果，那就是电视从它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行动策略转向了某种自发主义的“蛊惑术”。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取悦、迎合甚至利用公众趣味，而全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与责任感。他们所提供给观众的，是一些粗俗和粗率的产品，包括脱口秀、毫无节制的娱乐、个人隐私曝光，等等。

那么，进入21世纪后，人类的童年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完全被电子屏幕所控制的“媒体童年”里？“成人媒体”无所不在的霸权性存在，是否会造成成年与童年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以致于使传统意义上的“童年”逐渐消逝呢？

仿佛是不约而同－－也可能是人类、尤其是儿童们的生存现状所导致的必然，在最近几年里，英国的媒体文化学者和批评家大卫·帕金翰的论著《童年之死》和曾经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并且一直担任该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的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媒体批判著作《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也都将目光与焦点对准了“童年与媒体环境”这样的问题。

并非危言耸听，实际上我们也都已经感到了：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媒体负面影响所带来的道德恐慌，另一方面就是整个社会、当然包括媒体在内，对于“电子世代”的不合实际的鼓励与乐观。

作为一个从事了多年青少年电视节目制作的电视人，这些年来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中的强势媒体之一，正在对人们的生活发挥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它的威力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人们的主观喜恶已经无法否定和阻挡客观事实的存在与入侵。作为电视人，无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来驾驭这个后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它都将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而牵制着我们，甚至反宾为主地改编和导演着我们，使我们最终成为它的“演员”，成为它的精神的、公共的、技术的、商业的、竞争的……流水线上的一分子。

葛红兵在《现在活着·工具的德性》中曾这样形象地描述过电视对当代人的生活影响和精神控制：“……它的声音那么动听，它的画面那么悦目，它不知不觉间抚摩到了你的心坎上，它让你觉得拥有了它你就什么都有了。你可以端坐在你的沙发上遨游世界，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也比不上你的沙发那么稳当；你可以翘着脚丫跟克林顿、喜多郎、麦当娜等等世界名人会面，他们决不会感到你傲慢无理；你可以与希特勒面对面地谈论一番，你也可以到秘鲁的原始森林中去和几千年前就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共进午餐。有这么好的东西谁能不受它的引诱呢？它是老师给你带来‘知识’，它是情人给你带来‘梦想’，它是粮食，坐在它面前你可以什么都不想，连吃饭也忘记了。”

这就是当下的电视。电视是一个巨大的“场”，它以其强大的娱乐化、通俗化的力量，又与无孔不入的现代商业合谋，几乎是在强迫每一个身处文明社会的人：你，必须在场！

整体看来，我们的青少年节目较之前些年，已经突破了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即时性的教育引导功能而轻视娱乐审美作用，过分尊崇传媒共性的职守而忽略节目个性的张扬，一味地强调观念先行而抑制游戏精神与感觉和性情的狭隘格局，由简单的教育、训化本位而回归到了电视艺术本位和少年儿童本位。青少年电视节目呈现出风格多元、样式缤纷、富有艺术个性和本真、自由、轻松、休闲的大好气象。这种青少年节目创作观念上的嬗变与飞跃，是几代青少年节目的电视人共同探索、创新和努力的结果。然而，由真理再往前迈进一步，就可能导致谬误。

电视本来应是一个强化文化、传播新知的快捷的媒体，然而我们的大部分节目只止于栏目形式和时段上的填充与完成，而并没有给予观众实质的文化、新知与新的生活信息。想象力显然缺席，创造力已经游走，艺术的魅力更不在场。媚俗的游戏毫无节制，取代了本应在场的公德的理念和文化品位，最终导致文化的缺失。

更多的商业趣味也粉墨登场，奢靡的享乐主义在向新新人类招手。那些尽情地取悦着人们的好奇心的、充满诱惑力的广告，从食品、时装、各类流行饰品、化妆品到药品、时装手表、各类波鞋、山地车、手机……电视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推销商，把现代物质社会的一切有用和无用的东西，温情脉脉和不厌其烦地推销给你。它不仅向你推销商品，更在向你推销奢靡的消费观念，直到把你变成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

毫无疑问，布尔迪厄和波兹曼对电视的文化批判，对我们检视和反思近几年来部分青少年节目中存在的问题，坚守电视人的文化品格和艺术本位，确立电视人作为公共媒介的公信度和群体荣誉感，具有严肃的警醒和启示意义。

（编辑：徐蟾桂）#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