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剖析（上）

王 新（新闻前哨编辑部 430077）

虚假新闻是国内外传媒界的痼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的打假活动，从1947年《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算起，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禁而不绝。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反对虚假新闻的运动，一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在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次是80年代初，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21世纪初，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进的过程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媒体刊播的假新闻也层出不穷。近年来造成很坏影响的假新闻包括：“女记者与‘狼’共穴61天”、“中国啤酒甲醛风波”、“郑州百余男女持械群殴警察鸣枪示警八次”等，有的无中生有，有的千奇百怪，令人瞠目结舌。本文意在探讨虚假新闻的成因及综合防治中所举事例，为的是解剖典型，举一反三，便于和新闻界同仁共同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绝非有意指向某家媒体。

　　传媒在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对新闻稿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不少自由撰稿人甚至包括专业记者、编辑，为了个人名利，或添油加醋，或扑风捉影，或编造新闻，一些媒体也因为猎奇、逐利，放弃了“把关人”的社会责任，刊发虚假新闻，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研究虚假新闻的特点和成因，探讨综合防治的途径，对提高媒体公信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得特别重要。

　　一、新的历史时期虚假新闻的特点

　　不同历史时期虚假新闻报道有不同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条件下，新闻造假出现了新手法、新动态、新特点。主要表现在：数量多、胆子大、寿命短、技巧高、出口转内销。

　　1.数量多。

　　2001年冬，一些正直的传媒人，催生出“2001年十大假新闻”评选活动。此后又相继评出“世界杯十大假新闻”、“2002年十大假新闻”、“2003年十大假新闻”、“2004年十大假新闻”。2005年，中国新闻界上下协力贯彻“打假”，人们始料不及地是，从年头到岁末，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假新闻越打越多，媒体制造出的各色虚假新闻不时映入公众的眼帘。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自由撰稿人、新闻线人成了媒体稿件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基本的新闻训练，没有固定职业，也不受管理和约束，基本上靠提供线索、撰写稿件为生。他们中一些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常常制造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而且“广种薄收”，一则稿件或打印，或传真，或电邮，发送十几家乃至数十家媒体。一些媒体在新闻竞争中开设了报料有奖电话。有的线人为了比别人更快地“报料”而获得奖金，还没有了解清楚情况就给媒体打电话，有的甚至添油加醋。如果媒体不加核对，虚假新闻就有可能 “登堂入室”。据《中国记者》杂志披露：2001年、2002年评选年度十大假新闻时，候选篇目大约在二三十篇左右，到了2003年，候选篇目多达130余篇，且总体造假水平“大有提高”。

　　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海量，网络编辑不可能对每条信息都进行核对，网络信息失真难于避免。报网“联动”，又为虚假新闻“推波助澜”。在一些网站的BBS、“论坛”、“留言板”、“博客”页面上，有各种各样未经核实就被转贴的线索和信息。许多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小刊，为抢新闻，未经核实就将网上的信息“搬”到版面上。这些“信息”会被权威的网站转贴或被不负责任的严肃媒体“引用”，下载、刊播，最后引起一些更权威的的平面媒体的注意而被刊载。由于人们信任严肃的平面媒体，觉得报章上刊载了从网络下载的新闻，似乎就是对其“真实性”的“肯定”。当这些未经核实的新闻以平面媒体尤其是以权威媒体刊播的新闻再次出现在网上时，受众就以假当真了。多媒体联动，造成了新闻造假社会化，扩大了虚假新闻的传播市场。

　　2.胆子大。

　　少数“自由撰稿人”和个别记者，为了出名争利，或是诱导、教唆新闻事件当事人改变或虚构新闻事实，甚至蓄意制造新闻，编个虚假的故事，里面加上“某地”、“文中均为化名”等含糊字眼，先蒙骗媒体，再蒙骗受众。

　　2003年5月22日，《东方家庭报》刊登记者朱顺忠写作的报道《警察鸣枪八次镇住百人群殴》，报道称：“5月20日凌晨，郑州市桐柏北路某家属院内，发生一起持械群殴案。双方先后纠集了三批共百余人，手持钢管、棍棒参加了这场疯狂的、血腥的打斗。参与殴斗的众人面对警方的喝斥不予理睬，现场的数十名民警只得拔出手枪数次鸣枪示警。直到鸣枪8次，双方才最终停了下来。”该文刊出后，经河南报业网发布，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等国内30余家网站以《郑州百余男女持械群殴警察鸣枪示警八次才制止》为题进行了转载。

　　事实是：记者朱顺忠当晚在家中用借来的一部电台接通警方专用频率，偷听110接处警信息，从中寻找新闻线索。他利用电台中跟踪收听110指派中原夜巡民警赶赴西郊处理一起打架事件的信息，由于现场人声嘈杂，便主观臆断现场发生了大规模的聚众械斗。记者在未去现场采访，未听到一声枪响的情况下，就炮制了“百人群殴，警察鸣枪”的报道。他不仅敢偷听警方的专用频率，还敢编造百人在斗殴、警方鸣枪八次的虚假新闻，胆子之大，十分罕见。人们奇怪地是：报纸的“把关人”竟然毫无察觉！

　　3.寿命短。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由于资讯手段的进步和新闻媒体的竞争激烈，许多虚假新闻往往在传播两三天内就被同城（地区）的竞争对手揭短，被读者揭穿。

　　2003年9月11日，《武汉晨报》第8版刊出记者写作的虚假报道：《〈背影〉落选鄂版新教材》，第二天就被揭穿。第三天（9月13日），《武汉晨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刊登《致歉启事》，向广大读者、鄂教版语文教材编写组和湖北教育出版社致歉。

　　2006年9月6日《重庆时报》刊载一篇记者陈静采写的“昨日新闻”：《100%安全套使用项目在渝中、九龙坡等5区县启动 督导人员将扮嫖客暗查》。报道声称：重庆市要求在娱乐服务场所（提供商业性性服务的场所）、性工作时间、性服务人员在商业性行为中100%地推广使用安全套。“据九龙坡区疾控专家介绍，他们已成立了20余人的督导小组，除定期走访、抽查娱乐场所安全套使用情况外，督导人员还会假扮嫖客去明查暗访，考察‘小姐’是否不用安全套发生性行为。如果‘小姐’不用套，该场所将立即受到整治。”

　　9月7日，在报道刊发的第二天，经扬子晚报的记者蒋林伶和李军查证，确认重庆疾控人员假扮嫖客查“小姐”用不用安全套纯属误传。

　　4.技巧高。

　　过去揭露的假新闻，往往凭空捏造，只须稍加留意，不难发现破绽。新时期的虚假新闻，造假的水平越来越高，他们投新闻媒体所好，造假技巧高超，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故而欺骗性很强。在新闻界，屡屡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刊假的媒体已经公开道歉，依据该假新闻有感而发的时评却还在不断地刊出。

　　2005年7月6日，《北京晨报》刊发了报道：山西省左权县日前决定投资3亿元，占地300亩，兴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也是唯一的‘新闻烈士陵园’”。这条假新闻“创意”不错，“手笔”很大，很对新闻媒体的口味。几天之内，光明网山西频道、光明日报等知名网站和权威媒体纷纷转载、刊登。7月13日，左权县委、县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绝无此事并希望藉此立即终止谣言传播。

　　据山西媒体证实，这篇“新闻原稿”出自一家设在左权县的“将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革命老区的旅游开发，原稿的纸张及电话号码都是该公司的。这篇“新闻稿”看来更像是一则软广告。近年来不少假新闻都出自商家之手，值得媒体警惕。左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财政收入才1.4亿元，3亿元投资约等于全县两年的财政收入。另外，单就新闻写作而言，该新闻就值得推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也是唯一的‘新闻烈士陵园’”，这句话本身就有语病。既然是中国唯一的，又何来中国最大？

　　5.专业化。

　　新闻专业人员参与造假，权威媒体刊假，是新时期众多假新闻的显著特点。前些年，假新闻大多是小报小刊或业余作者所为，权威媒体、主流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很少涉案。近年来，不少影响恶劣的假新闻，却出自权威媒体。少数专业记者作风飘浮，采访不深入，有的干脆从网上下载稿件略加删改就变成“独家”报道；有的把“旧闻”拿来，改个时间、地名、人名，变成“新闻”；有的记者双腿不接“地气”，采访不不作记录，凭印象、想象和推理写稿。

　　《新闻记者》杂志从2001年至2004年，连续评出了40条假新闻，其中有29条刊登在都市类报纸上，有7条刊登在严肃媒体甚至权威的媒体上，记者采写的高达25起！加上媒体内部管理不善，把关不严，三审制不落实等，虚假新闻屡禁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4年初，有关部门查处了一家公关公司操纵媒体刊登假新闻诋毁某个品牌乳制品的事件。全国竟有30多家媒体的记者牵涉其中，收受的好处费少则300元，多则高达8万元！

　　6.出口转内销。

　　以往的虚假新闻都是以国内新闻事件为“题材”。现在，传媒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虚假新闻便走出了国门，或从国外内销到国内。

　　2003年3月29日上午11时26分，国内三大知名网站几乎同时登载了一条“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被刺身亡”的爆炸性消息，引发了业界强烈关注，且一度被电台转播。报道援引另一家网站的消息称：“美国有线新闻网CNN3月28日报道说，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在出席洛杉矶的一个慈善活动时遭到暗杀死亡。”大约30分钟之后，该消息在被证实为假新闻后从各网站焦点位置全部撤下，并作出澄清声明。

　　经多种渠道证实，这条历经半个小时就被戳穿的最短命的虚假新闻，是一年前西方“愚人节”期间的假新闻。某网站的一位年轻的女编辑，在搜索一个貌似CNN的网站时看到了这一线索，下载发布。这天是周末，更多的人是通过网站订制的短信获知这条假新闻的。

二、产生虚假新闻的社会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在传播过程中表现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新闻报道虚假失实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产生虚假新闻的社会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急功近利，为出“政绩”，急功近利，编导虚假报道。

　　由于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热衷做表面文章，靠虚假报道出“政绩”，被上级赏识、重用。现在，不少法人和个人，爱吹不爱批。他们认为媒体和记者享有许多人可望不可及的“虚荣”地位即传播信息的权力，表扬一下“了不得”，批评一下“不得了”。他们忘记了党的优良作风，往往是表扬过了头不反感，受到一点点批评，却火冒三丈。

　　在改革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制度本身尚需完善。人们对媒介寄予的希望很高，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给以假乱真者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期望宣传者多，但媒体的容量有限。一些人为了确保刊播，便迎合媒体和记者，向新闻单位提供虚假信息。他们看风使舵，偷梁换柱，顺应政治气候，要啥有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跟这个记者这样说，跟那个记者那样说。群众讥讽这种人属于“顺杆子爬”的典型。有的人甚至收买记者，给“车马费”邀请记者采访。这些人未必全是坏人，其所说的新闻也未必全是假新闻。因为他太善变，太“热情”，话语真真假假，有意或无意地编导着虚假新闻，媒体不得不防。前些年，地方、企业、部队都设有通讯报道组，写稿者有见报指标，有奖励标准，见报稿件的多少不仅对领导有利，对写稿者更有立功、晋级、提干、提拔，获取高额奖金的好处。在这种功利思想的驱使下，出现虚假报道便不足为怪。

　　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发的消息《四川省在一百个工厂作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消息说，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去年（1978年）10月起，先后在重庆钢铁公司等六个企业进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1978年10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报道明显是跟风宣传的需要，把老的例子强扭一个角度，套上一个新的“帽子”，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非典”期间，卫生部前领导人编导的虚假新闻，也载入了史册。据新华社2003年4月4日报道：卫生部部长张文康4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中国大陆自2003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止到3月31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其中北京12例。而事实真相却是：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广东1304例，北京339例……报纸和通讯社都是依据权威新闻源刊播的稿件和事实相差甚远。

2.少数“自由撰稿人”或媒体记者、编辑、通讯员，为生计或为出名而虚构新闻。

　　无中生有、虚构新闻是最恶劣的新闻造假的方法。这种造假者，或刊播新闻为出名，或赚取稿费为生计，其目的也许很单纯，其行为确实很肮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党办报”的号召下，许多普通的干部、战士、农民当起了媒体通讯员，他们中许多人缺乏甚至没有受过一点新闻训练，分不清新闻与文艺的界线，不了解“新闻必须真实”的道理，也不知道新闻的五个要素，往往不作深入采访仅凭道听途说写稿子，编辑部收到稿件后因核对比较困难，造成新闻失实。这一类失实新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2002年1月出版的《家庭》杂志上，发表了“自由撰稿人”季风写作的《斗智斗勇：女记者与“狼”共穴61天》一文，内容讲的是山西某党报女记者吴丽因揭露某造纸厂污染环境，结果被纸厂老板雇来的人绑架到陕西省吴堡县长达61天。后来证实该文是一则没有事实依据、虚构的假新闻。作者承认“女记者遭劫持被拐卖”纯属捏造?《家庭》杂志公开向读者道歉并回收11万本刊物。

　　据悉，该文的作者生活在西安，以卖稿为生，为生计或出名而虚构了这篇报道。由于故事描写得惊险、刺激，时间、地点、人物等一应俱全，并且配发了一张女记者被挟持到陕西吴堡囚禁的土屋照片，于是《家庭》杂志的报道被《文摘报》、《法制文萃报》等转载，引起轰动。经山西省多家传媒多方查证，最后揭发该报道纯属虚构。

　　3.媒体恶性竞争，追求市场和轰动效应，刊发虚假失实的新闻报道。

　　一些新闻单位或者记者，为了追求市场经济利益和传播的轰动效应，扩大发行数量、扩大覆盖率，吸引受众，展开了恶性竞争。再加上少数新闻单位工作秩序混乱、制度不严、职责不清、管理混乱，虚假失实的新闻报道就乘隙而入。

　　在对《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四年评出的假新闻进行统计分析时，人们看到，凭空编造的虚假新闻占1/3以上。有的人、有的媒体什么假都敢造，什么故事都敢编，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