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珊（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 武汉 430079）

2005年下半年，中国再次卷入一场病毒危机的传播之中－－从2004年开始袭击亚洲的禽流感正式登陆中国，中国由此进入了新的一场抗击病毒危机的战争。然而与两年前的非典不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集中在了对疫情的全面公开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应急措施，整个报道过程体现了忧喜并重、有条不紊。

危机传播，即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①在信息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强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这种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形式，从非典到禽流感，从媒体的消极回避到积极应对，从传媒由极端报道到如今的平衡报道，我们看到了大众传播在危机传播中的不断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信息质与量的控制，不仅是报道喜与忧的并重，同时更是传媒理性思维的加强，是新闻媒体自身责任感的不断进步，而这种进步本身就是多方面的。

一、从反映迟钝到报道敏感

根据负面信息疏导理念，受众是具有理性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负面信息的传播并非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只要及时、全面、充分地传达信息，并在信息的传达中进行疏导，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效果的前提是及时、充分和全面地公开这些信息，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②非典前期的媒体，在传统宣传管理思维控制下，面对越来越泛滥的危机流言，选择了沉默。媒体的迟钝带来了网络传媒的空前活跃，从第一条手机短信发出关于非典的信息，短短三天之内，广东移动的短信流量从4000万条增加到4500万条。面对集体失语的传统媒体，诚惶诚恐的人们只有依赖网络，于是，网络流言肆意泛滥，从而引发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2004年世界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病毒危机－－禽流感。面对这场全球性的病毒危机，国内媒体从一开始就保持高度的敏感。禽流感疫情发生时，政府及时发布消息，媒体跟进报道。疫情暴发地点、危害范围以及有没有导致人员感染，信息完全透明，没有悬念，也就没了供流言滋生的土壤。此外，还结合国家农业部、权威专家的论断，向公众全面报道这场危机，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同样是受众高度敏感的安全危机，尽管传播的范围有所不同，但媒体的第一反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这正是传媒进步的一种体现，原因在于媒体开始朝着越来越公开公正的方向迈进，将公众的利益放到了首位，从而减少了来自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

二、从追求数量到保质保量

当非典前期媒体的集体失语，造成了流言泛滥和社会恐慌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之后，媒体开始对自身的报道勇气和力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反思。然而自4月20日信息完全公开以来，这种反思的直接体现就是媒体关于非典信息大篇幅的报道。通过对2003年5月上旬的《人民日报》进行调查后发现，15天之内，报纸每天有一半以上的非典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几乎都集中在各地人民抗击非典的壮志、感言（如《誓言写在抗非最前线》、《党徽照我去战斗》）和关于抗非中的优秀人物、组织报道（如《大山深处防非勇士》、《非常时刻的勇士－－献给抗非一线的护士们》）；从形式上看，这些动人文章基本上占了所有文章中的2/3，而且集中表现在头版和二版，5月1日的头版80%是非典报道，5月14日的导读全是关于非典信息。作为我国最权威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这半个月几乎成了非典专刊。

中国2005年10月以来的禽流感阻击战亦是如火如荼，就11月份的《人民日报》来看，关于禽流感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大多也集中在第二版，但从内容上看，文章集中在对疫情发生现状的及时公布上，同时结合各方面关于防禽的权威观点以及相关政策，相反关于防禽的情感性文章却寥寥无几；从形式上看，每天的报道量基本上控制在3篇之内，同时图文结合，将防禽措施用示意图的形式表现出来，显得生动形象。

无可厚非，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安全危机，传媒都应该给予相当的篇幅加以重视。但是，作为大众传媒，必须考虑到传播效应。非典报道尽管丰厚，但大多数都是鼓舞斗志之言，而受众普遍关心的传染源、传染现状、预防措施等最核心的新闻却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忽略了质的保障；同时在报道量上，整个报纸几乎成了非典专题报道。这不仅让受众失去了了解同时期其他新闻的机会，同时还容易让他们造成对这些相似报道的审美疲劳。

而关于禽流感的信息传播就明显进步许多，不仅紧紧贴近人们普遍关心的危机预防、传染状况以及当前措施，在流感出现初期，媒体上大多是“什么是禽流感”、“禽流感如何传播”的报道；同时及时报道各方权威对抗禽的态度，从卫生部、农业部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信息贴切全面，同时又不失恰到好处，严格控制了信息量，防止信息轰炸，也保证了受众知晓其他信息的权利。

三、从情感报道到理性分析

综观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报道，关于非典时刻的深情厚意占了报道的绝大数。如《人民日报》5月上旬的报道，就集中宣传了抗非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突出了亲情、爱情，以5月2日报纸为例，从头版《重温誓言》，二版《隔离了，我们并不孤独》、《风雨中，我们无所畏惧》，到副刊上的诗歌《抗击，在这个季节》，且绝大多数标题都采用渲染式的语言：《挺起不屈的脊梁》、《让恐惧随风而去》、《他们让死神望而却步》等等。

去年的禽流感报道则避免了此类现象，尽管也有鼓舞人心的文章，如《打好防控禽流感这场硬仗》、《我们战胜了SARS，也一定能战胜禽流感》，但却没有多余渲染的文字，报道理性：先是通报疫情消息，《人民日报》在11月每天都及时公开疫情感染范围；再是介绍疫情知识，次之是防范常识，这一点《人民日报》还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各式各样的“防范手册”和“疫情指南”，接下来又有政府所发的“应急预案”……一环紧扣一环的明晰节奏，展示的是政府及危机管理者有条不紊的处理，而在公众心中，一种心理安全感也油然而生；除此之外，媒体还积极引导受众进行危机预防。“不要吃白切鸡”、“鸡蛋要煎透吃”、“不要私养家禽”等信息，在此次疫情一发生就从容由媒体散发开去，自然迎来公众更为从容的面对。

尽管在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需要激情，但是媒体在报道中仍然需要保持一种冷静，过于煽情不可避免地会减少媒体报道的客观性。

四、从笼统概括到具体实在

非典报道有一个特征就是笼统概括。尽管每天在报纸上有卫生部的《每日疫情通报》，但是光是数字性的公开有什么意义呢？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千个人的死亡仅是一个数字，而一个人的死亡却是一个悲剧。”没有具体的实例，单凭数字能说明什么呢？而且从每天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每天的内地累计报告数量都在上升，但是为什么在报纸上却看不到任何有关疫情严重的信息呢？如《大连对受非典影响严重行业实施救助》，但是究竟是怎样的影响严重，文中却只字不提，可见其封闭负面信息的程度。

另外，报纸在对人物的报道中也多是赞扬和歌颂。我们不否认在危机面前会出现许多的英雄人物，但是也不能否认会有一些人滥用职权，利用危机为自己谋私利。只是这种报道实在太少。

相反，在禽流感报道中，媒体就显得成熟多了。以《人民日报》11月份的报道来看，3日就在第二版公布了《农业部出台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实施方案》，保证政策的稳定；整个月的报道都及时公开疫情传染地区及传染状况，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用具体实例告诉他们疫情的严峻形势，同时，又指出危机《可防可控，不可耽误》（21日）、《应对流感，不容懈怠》（17日），在14日的报纸上有一篇名为《写在防控禽流感关键时刻》的报道，作者一方面指出疫情严峻，不容懈怠；另一方面又引导公众要以人为本，沉着应对危机；整篇文章平衡全面，体现出一种理性思维和人文关怀。

五、结论

近年来，随着传染病、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等重大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对危机传播的重要性有着切身的体验，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全球传播时代，作为危机传播中最常见、最主要的角色－－大众传媒开始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我们看到，后非典时期的媒体开始朝着理性化的道路逐步前进。从对危机的公开度，到信息的精确性、效用性和全面性，禽流感时代传媒的这些老练平和的笔调已经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在经历了两次巨大的传染病危机报道后，我们的媒体报道也在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相信随着传媒的责任意识和理性思维日趋加强，这支队伍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将会不断得到改善！

注释：

①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

②孙旭培 王勇：《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

（编辑：肖曜）#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