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国民党将领与末代皇帝相聚

功德林特赦大会的第二天，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我国首批特赦33名战犯的消息。

除北京外，抚顺、济南、西安等地，也于同一天举行了特赦典礼。报纸所公布的33名获赦人员中，尤以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惹人注目。

北京的十名战犯，是在宣布特赦后的第三天离开功德林的。当他们集体住进北京崇内旅馆时，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也来到这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十一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由总理秘书负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这天，服务员把溥仪叫出房间，将一个大红纸信封交给他，请他下楼会客。溥仪接过信封，竟勃然大怒说：“叫他们滚！现在就滚！我不见他们！”

十位将军闻声而来，面面相觑，不得其解。溥仪余怒未息，一把将大红纸信封塞到王耀武手里，众人定睛看时，“恭叩年安”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落款则是臣某某顿首。

十位将军围在这位末代皇帝身旁，好言相劝，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楼下两个身穿马褂长袍的前清遗老，不顾服务员的百般阻拦，冲上楼来。眼见皇帝高高在上，便止步站定，双手作揖，在楼梯上跪了下去。溥仪见状，怒火中烧，趁来人向他叩头之际，一步抢先，抬起脚来向下踢去。幸亏十位将军眼尖手快，猛一伸手，反把皇帝拉了个趔趄。

溥仪站稳身子，指着两个老头的后背大声斥道：“我自己都认为过去太可耻了，你们今天还存心来这里给我丢丑！还不赶快给我滚！”两个老头待溥仪骂完，慌忙从楼梯上爬起来，然后弯着身子退了回去。

邱行湘住在溥仪房间的隔壁。每当他面对这位瘦高的、戴着黄边眼镜的清朝末代皇帝时，总有一股不可言状的情思：溥仪这样的人，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军人身上，还有程度不同的两面性，而清朝末代皇帝，则完全是个封建君主，他的身上，几乎毫无爱国情绪可言。然而这样的人，也最终被共产党改造过来，并释放了。

邱行湘颇为溥仪的命运庆幸：历朝的末代皇帝，非杀即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明末的崇祯吊死在煤山古槐上，元朝的惠宗则被驱逐到塞北荒漠、颠沛而死，可面前这位清末皇帝，却因祸得福。

溥仪在北京的亲属很多，他们总是扶老携幼前来探亲；其余十人在北京的亲属很少，若有空暇，他们总想回一趟“娘家”。“娘家”，这个功德林的别称，是他们自己取的。

这天，邱行湘回了趟“娘家”。功德林的胡同，他异常熟悉。他与黄维的见面，管理处安排在功德林的会客厅里。

也许是久别重逢的缘故，黄维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第一次对他的部下露出笑脸。好在兴头上，黄维对邱行湘无话不谈——黄维有四个孩子，除老大黄新是黄维送进金陵大学而外，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清华大学，老四黄慧南进高中，都是共产党送去的；黄维有五种结核病，倘若仍旧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黄维家底不算厚，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明确告诉邱行湘，正因为他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及他家庭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他甚至主动用草帘子去盖菜圃……

邱行湘从功德林出来，直奔清华大学，看望了黄维的女儿黄敏南。之后，又回到功德林。这次，他是坐在餐桌旁。姚处长、孙副处长、李科长等共产党干部为他饯行。

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用餐，可是他吃得很少很少。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汇报，所以他讲得很多很多。他从当年走进黄埔村谈起，谈到漳河训练班的李主任和姚科长（即现在的姚处长）如何设宴款待他，然后谈到井陉河畔、谈到功德林、谈到秦城……他感到言犹未尽，难离难分……

邱行湘坐在车上回首功德林，老泪纵横：功德林是一所意识的学校，是一所灵魂的医院。这里是新生的摇篮，这里有养育的保姆……

明日请看：周总理接见十一名共和国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