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的媒体成因
    
王 新（新闻前哨编辑部 430077）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传媒界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在收获丰硕的果实。然而，虚假新闻的频频出现，令媒体蒙羞。虚假新闻以巨大的反作用，销蚀着媒体的公信力。虚假新闻的产生，除了社会的诱因外，媒体自身的疏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媒体走向市场，发行大战、广告大战、经营大战、新闻大战……此起彼伏，年复一年，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生存！创收！赚钱！不能创收的记者还是好记者吗？不能挣钱的编辑部还是好编辑部吗？媒体和记者的良心在金钱面前经受着考验。
    
     一、商品交换规则侵蚀着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把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生活，导致政治生活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关系商业化、庸俗化。他们互相利用，彼此谋私，拿原则做交易，导致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新闻真实性原则与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公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媒体的核心工作是新闻，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媒体的生命，是媒体公信力存在的基础。因此，媒体不能奉行利己主义哲学，不能让“厚黑学”和市场上通行的赤裸裸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在新闻活动中通行。
 

    商品交换原则对媒体的侵蚀，主要表现为新闻报道和金钱进行幕后交易。这种交易在两个方面出现违法行为：一是一些报道对象为了宣传法人或个人，给予媒体或记者、编辑以物质利益需求，在媒体以“新闻报道”的形式给自己做宣传、做广告；二是媒体或从业人员接受报道对象的金钱、有价证券、实物，参加“免费”的商旅活动、报销发票等，想方设法为报道对象刊播新闻。这种幕后交易不少时候是以掩盖事实真相或编造、加工“新闻信息”的手法，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向受众提供半真半假，甚至完全虚假的新闻。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后，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杨治兴等人为隐瞒真相，分别给采访事故的4家新闻单位的11名记者送去现金和金元宝作为“封口费”。其中，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价值约2400元的金元宝1个，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价值约2400元金元宝1个；《山西经济日报》记者苏勇和《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站长刘玉柱各收受8000元；《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记者白建芳和《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记者闫珍寿各收受7000元；《山西生活晨报》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各收受5000元。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刘诗平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历经5天5夜，面对困难、恐吓和利诱，不低头，不退缩，不动心，及时、客观地采写了大量内部报道和公开稿件，为揭开矿难黑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新华社监察局和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和党纪法规的要求，分别对收受现金和金元宝的11名记者做出了处理。
    
     二、追求轰动效应，恶炒“敏感话题”，往往以损害新闻真实性为前提

     在商业化倾向的侵蚀下，一些媒体为片面追求娱乐性和轰动效应，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原则，恶炒社会上一些“敏感话题”，甚至将并未发生过的事描述得活龙活现。

     1.媒体受到商业化倾向的侵蚀，借题发挥，制造新闻。

     一般人认为记者可以贴近达官政要，挥笔如刀，可以成就一个人、一个品牌，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个品牌。媒体或从业人员最恶劣的商业化行为是：或无中生有，制造新闻；或借题发挥，将一桩小事闹大。这些投机性很强的招数，其目的也许很单纯：对某人、某单位无好印象，某人、某单位得罪过媒体或记者；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获得广告，赚取稿费、编辑费等“好处”。这种招数往往以牺牲新闻的真实性为前提。

     2001年底和2002年初，南京两家报纸先后报道了某品牌空调被当街砸烂的新闻，实际上是那个老板因为生意不景气，借口空调质量问题向厂家索要钱财没有得逞，便拿出1.2万元收买记者，导演了一出砸空调、“泄民愤”的假新闻。

     2.媒体片面追求娱乐性、轰动性，将并未发生过的事描述得活龙活现。

     2003年10月25日，香港《文汇报》刊登报道《曾参与“神五”设计的中科院院士周鼎新海口遇害》，把一个遭劫匪打劫后的遇害者周鼎新说成是中科院院士、参与“神五”飞船的设计者。两天后，这个假新闻就被海口市政府和海口市公安局戳穿了。

     3.制造虚假的新闻热点进行恶意炒作。

     2005年7月，幕后黑手借助媒体制造一场中国啤酒“甲醛风波”。始作俑者以匿名信的方式通过媒体向啤酒行业扔出“炸弹”。之后，少数媒体错误地炒作，急躁地展开了新闻大战。7月5日，《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刊发特别报道《一个啤酒工作者的来信》和该报记者采写的《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记者既未到啤酒企业采访，又未到食品质量行政监管部门核实，将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公之于众。7月7日，《成都商报》转载《环球时报》的稿件，将标题改为《啤酒界人士揭内幕：甲醛作稳定剂》，副题为：“企业明知道可能致癌却因成本原因继续使用，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毫不知情”。7月8日《重庆商报》转载《成都商报》稿件时，将标题改为《国产啤酒95％含甲醛？》。之后，一些媒体争相转载，渲染国产啤酒的质量问题。7月15日，国家质检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57种国产啤酒和64种进口啤酒中甲醛含量的检测结果：所有检测样品甲醛含量均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2毫克／升）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饮用水甲醛含量的标准（0.9毫克／升），国产啤酒“甲醛含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安全的”。虽然事实澄清了，中国啤酒却因为这次恶意地新闻炒作，在国内外市场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三、媒体扩张，人员剧增，忽视素质教育，导致虚假新闻险情不断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迅猛发展，从业人员急速膨胀，媒体竞争激烈。据《国家统计局关于1978年国民经济执行结果的报告》和《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03年，我国报纸达到2119种，年发行量25707亿份，同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11倍多和230多倍；2003年末，我国有电视台314座、广播电台282座，同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近10倍和近3倍。媒体迅速增加后，为吸引受众，多拉广告，提高发行量与收视率，同质竞争、同城竞争加剧，给虚假新闻的出笼提供了可乘之机，有的媒体可能自己就是虚假新闻的始作俑者。

     据《中国新闻出版概览》介绍，1960年全国新闻从业人员仅为1万人左右，2003年达到75万人。许多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训练，没有受过职业道德教育尤其是职业操守教育，没有树立“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理念。不少人把新闻工作当着一个回报丰厚的谋生手段。有的人见钱眼开，今天为这个单位发“软文”，明天为那个领导或老板当“枪手”。挖新闻、抢新闻、制造新闻、有偿新闻、软性广告，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随着社会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加快，强化舆论监督逐渐成为共识，一批有影响力的访谈、调查类新闻栏目，渐渐肩负起揭露丑恶、报道真相、弘扬正气、仗义执言的社会责任。一些地方或个人为掩盖事实真相而“花钱消灾”，助长了少数人的贪欲。有的打着“监督”旗号敲诈索钱，有的以假记者身份“生财有道”……这些情况的出现，败坏了媒体的声誉，导致“无冕之王”的道德、操守引起非议。可以说，媒体产业化过程中的无序竞争、争名逐利、自律意识不足、职业道德不规范产生的虚假新闻，直接导致了媒体公信力下降。某地读者中流传的一则顺口溜，振耳发聩：“报头绝对是真的，日期基本是对的，天气预报多数是错的，其他都是胡说八道的。”记者、编辑和媒体开始遭遇“信任危机”。

     媒体扩张，人员剧增，再加上忽视素质教育，导致虚假新闻险情不断。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责任心差，屈从功利。

     这是一个要害问题。一些媒体的领导者在商业竞争和经济利益面前，社会责任让位于经济利益，职业操守屈从于功利追求，把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抛在一边。有的媒体把记者编辑当作一般的“打工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管用人压任务，不愿意在教育培养上下功夫，出了问题辞退了事。少数传媒面对记者出事，领导人往往遮遮掩掩，尽量做到“家丑不外扬”。

     人民网传媒频道在2005年岁末进行了一项名为“你眼中的媒体”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排在新闻职业道德前三位的问题是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和不惜手段追求轰动效应，36％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新闻道德现状“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70％的人认为记者最应该提高“职业道德水平”。这次调查反映出了社会对媒体道德和记者操守的关注和忧虑。

     2.学风浮躁，虚构新闻。

     市场经济体制给传媒界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淡化，学风浮躁，把原本的专业关系逐渐演变成错位的“买卖”关系。一些记者在想出名的企业和个人的追捧下，哗众取宠，虚构新闻。2001年至2005年评选出来了40件虚假新闻，就有25件是新闻从业人员炮制的。

     据考，我党新闻史上第一例完全虚构的假新闻，是1941年9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消息《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后来发现，鄜县县城内连一架纺纱车都没有。这种凭空捏造假新闻的手法，属于低级别，造假成本太高，容易被揭穿。中级水平的造假，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近年出现的虚假新闻，妙在似与不似、假与非假之间，有时候绝大多数新闻要素都是真的，构成新闻眼的关键要素却是假的，此类造假手法，更具欺骗性。
 

    其实，不少虚假新闻一开始就露出了马脚。五个新闻要素中，或是没有具体时间的“某一天”，或是没有地点的“某地”，或是没有可查找的新闻人物即“文中均为化名”等，媒体明知有诈，却因学风浮躁，既舍不得割爱，又不愿意花点功夫去核实。有的编辑略施小计，在新闻标题上加问号，掩耳盗铃，以便进可攻退可守。如，《国产啤酒95％含甲醛？》、《北京市民可喝上贝加尔湖水？》、《王小丫陈章良携手入围城？》、《布什要把夏威夷卖给日本？》等。虽然标题打上了问号，正文却言之凿凿，混淆了视听，普通读者怎会不当真？

     3.穿靴戴帽，任意拔高。

     许多虚假新闻的出现源于认识问题。我们的媒体片面强调宣传功能，报道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就要往好里写，往“高处”编，通过“深挖”、“提炼”，去“拔高”、“推广”。编采人员往往迎合政治气候，东拉西扯，穿靴戴帽，任意拔高：媒体要“出新”，他就把“包工”改成“包产”；媒体要“现场感”，他就把“座谈”改成“走访”；媒体要“典型”，他就把别人做的事情嫁接到“模范”身上；媒体要细节，他就杜撰一个老翁、太婆站出来发表“感慨”；媒体要“与时俱进”，他就把科普教育说成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在讲求实事求是的今天，这样穿靴戴帽、任意拔高的虚假报道仍然禁而不绝，在通讯员为本单位领导写作的政绩报道中，尤为突出。

     4.添油加醋，编造细节。

     少数编采人员把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混为一团，添油加醋、编造细节，制造虚假新闻。

     2003年5月12日，《华西都市报》重庆版刊登了厉莉的新闻作品《“小”百万富翁抱得美人归》，写的是身材1.18米的矮个小伙牟小彬和身高1.60米的少女覃艳的恋情故事，“荣膺”年度“十大假新闻”。作者深谙受众的猎奇心理，知道仅靠矮个男人和高个女人的爱情，不足以吸引眼球，故而再让其自强不息，几经奋斗，更体现“时代精神”。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跟进。5月2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牟小彬表示：“我从来没说自己有多少钱，也从没号称过自己是‘百万富翁’。”6月4日，《成都商报》报道：“最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不光乡邻不信牟小彬是老板，就连牟小彬的父母牟天明、段开菊也不信自己的儿子是老板，更不认为他是什么‘百万富翁’。”

     5.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与前几年的假新闻相比，2005年的不少假新闻都源于记者道听途说，逻辑推理，捕风捉影，没有采访核实。如《女大学生捡剩馒头充饥近两年》、《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家镛逝世》、《中国股市：1500亿元热钱4月30日前惊心大撤退》等。其实，媒体只要打一个电话核实一下，这类假新闻便可避免。

     6.有偿新闻，“有偿不闻”。

     世界新闻界经过了商品化阶段，中国新闻界正处于这个阶段。金钱和新闻的幕后交易，随着媒体走向市场，愈演愈烈，催生着虚假新闻。社会有病，媒体和记者也会有病。如果参加剪彩的官员拿了个“金剪子”心安理得，记者拿了个“红包”就绝不会脸红。媒体刊发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放弃了“社会守望者”的责任，是以损毁媒体的公信力为代价的。这是因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你监督别人，别人也在监督着你；你维护正义，正义之镜也照射着你。无论在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下，媒体都必须遵循一条普遍的原则：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良知是记者的道德底线。

     此外，媒体形而上学地解释新闻、编辑改稿不慎、摄影记者用电脑软件修改数码新闻照片、媒体内部审稿制度不严、网络媒体缺乏管理等，都会导致新闻失实。

     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建设大发展，传统道德与价值观遭遇了外来思想的冲击，但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要经得起考验，新闻职业道德和操守不能垮，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