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男足冲入世界杯；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2005年神舟六号飞船发射……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一起起重大事件的发生，沉默了多年的报纸“号外”，突然在我国复兴了。

     　　有例为证：2001年，就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几分钟后，各大媒体的“号外”就出现在北京街头。与此同时，国内报纸也不约而同大规模地运用“号外”的方式报道此重大新闻事件。这得益于印刷等技术的飞跃发展、报纸策划和应变能力的提高，使报纸本身的信息传播速度与几十年前相比要提速许多，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快速传递重大新闻的初衷。

     　　然而，从横向角度比较，报纸在传播这些重大新闻的速度、厚度和信息总量方面，与报道同样新闻事件的电视、网络等媒介仍存在一定差距，很难与电视和网络抗衡。但如此众多的报社最终仍决定出版“号外”，其主要目标并非想在信息内容上占据优势，而是把“号外”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通过“号外”这一信息载体，向各方传递更深层次的信息内涵。这是当今报纸发行“号外”的真正意图。

     　　事实上，现阶段的“号外”已成为报纸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各报社充分利用重大新闻发生的时机，借助“号外”的形式，向读者、市场和竞争对手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我有应对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采编和组织能力，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有服务读者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笔者认为，引发“号外”复兴的原因有三：

     　　一是竞争意识日趋增强。当前的新闻竞争，已经深入到各个方面，同一地域市场化报纸之间的竞争更是无孔不入。每当重大新闻发生时，那些报业竞争激烈的城市的报纸总是首先作出反应。如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北京娱乐信报》、《青年参考报》、《国际先驱导报》、《新快报》、《潇湘晨报》、《现代快报》、《华西都市报》等都发行了各自的“号外”。这些报纸分别在北京、广州、南京、长沙、成都等地出版，均属于国内报纸竞争激烈的地区，每家参与竞争的报纸都希望借助每一个机会“发言”，以提高自已的身价。所以，“号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地报纸趋同化竞争的延续，是各方新闻竞争在特殊时刻的特定表现形式。

     　　二是报纸实力的显形“PK”。对于“号外”表现出的实力因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即体现出报纸应对此类新闻事件的采编和制作能力，也就是报社的经济实力和发行能力。因此，出版“号外”算得上是检验报纸应对重大突发新闻能力的最佳“试金石”。特别是对一些事前没有任何征兆的重大新闻事件，报社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号外”的策划、组稿和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等任务，难度确实很大。如果报社能迅速出版一期“号外”，则显示出该报在以上各方面均有很强的整合能力。由于“号外”通常是免费赠阅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31条第七项），因此其投入与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甚至完全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在决定出版“号外”前，除了努力争取广告外，要考虑报社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应对。与财力相比，报纸的发行能力更是制约号外出版的重要因素。“号外”要发挥其作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这就要求报社的发行系统能应急，其庞大的发行队伍能在短时间内行动起来，并将“号外”准确无误地投递到读者手中。就日发行成本而言，增加了一倍以上，是报社实力的比拼。

     　　三是服务性要求的迫切需要。尽管电视、网络的信息发布速度都远在报纸之上，当今受众有多种途径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但报纸却不能因此而放弃自身的信息传播责任，相反要以更强有力的姿态向读者传达一个信号——我们也有“杀手锏”向你们提供最新最好的新闻传播服务。“号外”就是极端的例子。

     　　诚然，从操作层面上分析，现阶段的报纸“号外”还可以在技术上有所改进，比如尽量增加独家信息、增强现场感等，这些改进和提高可以帮助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内容，使他们看后感觉更过瘾。在全新的新闻竞争态势下，报纸出版“号外”，固然越来越强调其新闻纸的特性，非常注意“号外”版面上信息的新闻性，但由于报纸在传播形态上不是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对手，报纸“号外”在信息内容层面上的意义已经微不足道，很多读者几乎不需要通过“号外”来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和信息链接。因此，报纸只有全面提升自身形象，全面增强综合竞争实力，才能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陈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