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山大地震30周年”报道为例
     
    今年7月是我国唐山大地震30年祭，全国媒体从传统报纸、电视、广播，到新兴网络，纷纷设立专刊、专题对抗震纪念进行报道，30年前发生的那场举世罕见的灾难一时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这些报道使受众对唐山大地震的认识和了解在深度及广度上都有了拓展。本文试从分析这些报道入手，探讨非事件性新闻报道思维的改进。

     在新闻理论中，常把新闻分为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两种。《新闻学大辞典》对两者的定义为：事件性新闻是“以一个独立的新闻事件为核心而展开的新闻报道。”非事件性新闻是“对一段时间内或若干空间里发生的诸多事实、情况、事件的综合反映，揭示带有分析性、启发性的总体情况、倾向或经验等。”非事件性新闻往往把多个事件、人物、或地点发生的新闻点结合起来，以点证面，以面为主，综合反映某些人物与事物的变化，注重分析指导和对主题思想的挖掘。发生在1976年7月26日的唐山大地震是事件性新闻，而对于唐山大地震30年祭的报道因为包括了对30年历史中诸多人物、事件的回顾和思考，因此属于非事件性新闻。

     人物和事件是非事件性新闻报道的关键要素。在唐山大地震30年祭的报道中，各媒体都以这两个要素为核心挖掘新闻素材。对于已经发生了30年的唐山地震，新闻报道不仅仅是要遵循重大事件逢纪念日必报的报道规律，更重要的是发掘出“老题材”的“新价值”。如何发掘呢?
    
     一、多维度展现典型人物

     在唐山大地震30年祭的报道中，媒体把采访多类人物作为重点，成为共同的取向。7月29日《湖北日报》的组合报道《当年，我们的心痛在一起——唐山大地震我省救援者的讲述》，通过采访今年77岁高龄，时任湖北省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湖北救援医疗队副队长的高潭；率领45名医务人员在废虚中拯救垂危者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骨科教授陈振光；以及湖北地震专家范良季等人物，用一个整版共5000多字的篇幅和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让今天的人们了解了那场亘古未有的生死大营救。而《南方都市报》的纪念特刊则通过“毁灭”、“拯救”、“报信”、“梦魇”、“重生”、“孤儿”等专题报道，把地震中的幸存者、救助者、寻亲者、报信者等多种人物的经历展现给读者，使受众能够全面知晓唐山人民在30年之前遭遇了怎样的灾难，而今又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建设起新的家园。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在展现众多人物和丰富内容时，记者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清晰的“坐标系”，就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多维度展现各类典型人物，以此来反映人民群众抵御巨大灾难的钢铁意志和温暖情怀。

     多维度展现各类典型人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展现人物的时代背景。

     非事件性新闻在时间上表现为一定的时间阶段，报道人物要注重人物的时代背景，放在时代的宏观背景下观察人物，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物的性格、话语特点及其表达的社会意义。例如，《燕赵都市报》7月22日的特刊中《拯救：那段难忘的“共产生活”》，描写了震后几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组成的临时大家庭在一个用塑料布搭的防震棚里同吃同住、不分彼此的时光，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后来人们都形象地称之为“共产生活”，只有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才能体会出当时人物的情感依恋和表达方式。

     再如，在报道著名的幸存者代表“张家五姐弟”时，《南方人物周刊》写了其中一个从工厂工人到下海经商拥有宝马大宅的全职太太，也写了另一个姐姐下岗不太富裕的现实生活。人物命运的不同是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但是五个拥有不同近况的姐弟却始终被地震后同甘共苦的亲情联系在一起，报道所揭示的这一社会意义是非常可贵的、积极的。

     （二）探询人物的群体意义。

     非事件性新闻中的人物往往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记者选取的报道对象一定要具有群体代表性。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能够真实地反映非事件性新闻中众多人物所凸现的时代特点与印记。

     在唐山大地震30年祭的报道中，媒体关注最多的是孤儿这个群体。《南方人物周刊》7月21日的封面人物报道是《唐山孤儿》，《新京报》7月23日的特刊是《30年后的唐山孤儿》，27日的特刊是《唐山孤儿 4204人永恒的身份》。媒体采访的其他群体还有震后再婚家庭、截瘫病人等等。不同的群体就有不一样的故事和经历。例如，《南方都市报》的《【重组】废墟上的婚礼与繁衍》，以李枝金、戴秀兰两位老人的家庭故事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地震后重组家庭的幸福以及他们在情感和沟通上的隐痛。《新京报》27日的《唐山孤儿 4204人永恒的身份》则从心理角度入手，报道了地震给孤儿带来的心灵伤痛。而《南方都市报》特刊中的《【梦魇】30年同一个恶梦萦绕》则从更广泛的角度，针对震后的大群体，反映了灾难型精神创伤疾病的问题。

     （三）关注人物的个体价值。

     无论是宏观的时代背景，还是中观的群体意义，都需要微观中的个人来表现，只有点的聚集，才有面的反映。所以唐山大地震30年祭的很多特刊都是由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组成，并且在具体的人物故事中表达了灾难纪念特别需要注重的人文精神，即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南方都市报》特刊中的《【生者】活在爱情奠基的村落》关注的就是震后最弱势的截瘫病人。其中描写了一名残疾人自己设计的无障碍住房从图纸变为现实，还有十对截瘫病人马拉松式的恋爱促成唐山康复村建立，以及更多的从细节中表现残疾人家庭背负地震创伤如何自食其力地坚忍前行。
    
     二、反思中揭示事件意义

     非事件性新闻注重分析指导和对主题思想的挖掘，需要回答受众对新闻内容产生的“为什么”、“怎么办”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唐山大地震30年祭的报道而言，这次的报道比10年、20年的纪念报道发掘出了更多的历史真相。揭示这些真相是为了能更理性、更主动地对待今天、明天的问题，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对非事件性新闻诸多的事实、情况、事件进行思考和质疑，从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更广泛的领域中探询其意义。

     （一）审慎考察历史和现实。

     挖掘非事件性新闻深层次的意义，需要运用发散思维，注意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例如，对于唐山地震纪念墙刻名收费事件，7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唐山地震资源怎成政府招商引资资本？》对比日本广岛纪念碑和美国“9·11”纪念碑，揭示了当地政府对于这一事的不当处理，提出应该重视个体的苦难价值 。再如，7月27日新华社播发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是如何披露的?》可以说回答了受众多年来疑惑的一个问题。而以历史教训和经验为借鉴，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信息公布的责任和灾难事件报道中媒体的责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以理性思考提出建设性意见。

     非事件性新闻注重分析指导，其最重要的价值是要对现实具有针对性和启迪作用。例如，8月7日的《三联生活周刊》中《商业的反叛》这篇文章，从各种经济因素对唐山重建的影响出发，回顾了唐山的建设过程，指出唐山“是一个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史的样本”，报道了新唐山是怎样在计划和市场经济下的各种活跃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它现在的面貌。而《南风窗》运用深度报道，从文化、经济等角度对唐山30年的建设进行了报道，其中《唐山走过30年·文化的记忆与失忆》对抗震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作了分析，发现了唐山作为资源型工矿型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市场、文化、教育、科学、艺术方面的不足；《重建：短暂的荣光》和《畸形产业如何拥抱明天》，则分析了唐山在震后重建过程中重新规划产业布局的失败历程，这些报道不仅对唐山未来的发展，对其他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

     （三）媒体的天职是尊重科学。

     不唯上不唯下，只唯科学，当是媒体的天职。今年关于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非事件性报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例如《中国新闻周刊》刊登李扬的文章《唐山：被捂着的地震预报》披露了30年前的唐山地震并不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的。这次报道敢于指明地震前唐山有关工作人员曾向上级作了可能发生地震的报告。但在当时的 “文革”特殊时期，各级领导都忙于抓阶级斗争去了，对地震预报未予重视，甚至把地震预报工作者调离岗位，使地震预报空缺，人们毫无防范，致使地震突发时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如果当年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像今天这样“以人为本”，万分重视地震预报工作，就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次媒体大胆揭示尘封30年的内幕，是对科学的顶礼膜拜，是对媒体良知的呼唤。尽管我们期盼永远风调雨顺，但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还会纪缠着我们。媒体的责任，就是一旦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只能唯科学是从，向广大受众传播真实信息。尽管这样做风险很大，但也要拿出巨大勇气而为之，因为这是媒体的本份之所在。
     （编辑：陈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