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袁新民

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有言：“中国古史应当重写”、“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而为此话作注的就是著名史学家张正明先生，正是他对楚文化和长江文化研究的开拓性贡献，让中华文化史增添了璀璨的一页。

2006年12月3日，张先生因病去世，学界扼腕。

一代大师远去，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背影？厚积中爆发1952年，24岁的张正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随后的6年，他先后在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工作。

省社科院研究员刘保昌博士回忆，张先生每说起这段经历总是特别高兴：“住单身宿舍，每周都要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到北京图书馆借书，每次借的书都是满满一个翻斗车，就是一排排从左到右地拿，可谓‘横扫千军’。”

1958年，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张正明遭遇人生的第一个拐点，30岁的他被错划为“右派”。“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0年，这20年里，张正明专心沉潜，孜孜以求。

1979年他的第一本专著《契丹史略》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通史型的契丹史专著，奠定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地位，成为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

让张正明人生受到震撼、并成为楚文化研究开拓者的，是两次重大的考古发掘。1978年，河南淅川25座楚墓中出土了大量异常精美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器；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了大型编钟。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感受，张正明还觉得自己心灵上的回响仍未消逝，他说：“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文化业绩，而我们并没有完全了解和接受。我们需要了解过去，这是民族文化的再造，意义重大。庄子说‘大知观于远近’，正是这个道理。”

1981年，张正明调到省社科院，迅速与同仁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北楚史研究会”。1987年出版了开拓性的楚文化研究专著———《楚文化史》，周谷城先生的评价是“文辞俱佳”。在书中，张正明把楚文化比作一只凤凰。他说，楚人的性格，像他们的生活一样多姿多彩，他们写下的历史，他们留下的文物，使身为我们的后人看到，他们不仅有筚路蓝缕的苦志，有刻意求新的巧慧，有发扬蹈厉的豪气，有谗神媚鬼的痴心，而且他们有顾曲知音的才情。

厚积终于爆发。1988年，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志》出版，这是楚文化研究由专题讨论进入再现楚文化面貌阶段的代表作。随之，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共18部专著出版，其中《楚史》为张正明独著。在《楚史》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楚学”这一概念，并把楚学放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再现了楚文化的兼容性、独创性、中介性、集成性等文化特征。该丛书也因此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用张先生的话说，“50岁后才真正作文”，但成就斐然。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了《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长江文化史》、《荆楚文化志》、《湖北通史·先秦卷》、《楚史论丛》、《楚美术图集》、《中国地域文化·楚文化卷》、《上古长江流域美术大系》、《长江文化研究文库》、《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演变》等著作，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了11种。为传播楚文化鼓与呼作为著名的楚文化专家，张正明为人们所称道的不仅是他在学术上的一次次突破，而且在于他打破了人们认为学术论著枯燥乏味的“通识”。

读张正明的文章，在感受其渊博学识的同时，会惊叹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文章，洋洋洒洒，大气磅礴，充满诗意与哲理，给人以美的享受。“言而无文，其行不远”，是他一贯著书写文的准则。他曾说，做学问“要兼顾外行和内行，走向群众，走向社会，多写理趣兼备、雅俗共赏的作品。”

翻开张先生的著述目录，既有大部头的专著，也有不少深入浅出的系列短论。《楚艺术的开放性》、《楚艺术的创造性》、《道学与楚艺术》、《三头凤与无身凤的意象》等，是他在《湖北日报》20篇短论中的代表。《‘母亲河’与‘父亲江’》、《长江流域的民族语言资源》、《龙凤的地域文化意蕴》、《四大发明与长江流域》等，是他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几十篇介绍楚文化的“千字文”。

为了普及楚文化与长江文化，张先生专门在《东南文化》杂志上开设了《长江文化》专栏，发表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文章，对楚文化和长江文化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生眼中的大师身为学者的张正明，同时也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他的学生眼里：平易谦和、笑容可掬，讲起课来永远都是神采飞扬、谈笑风生、智慧幽默。

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楚文化专家刘玉堂给记者讲了一件事：1996年7月，一个周六，当天气温41摄氏度，近古稀之年的张先生步行30多公里在南漳县考察。为赶回武汉给学生上课，当晚他谢绝了所有接待，买了成都至武昌的站台票上车。在火车上，一个武警战士给张先生让座，但他却说：“我一生坐的比站的多”。站到凌晨5时在武昌站下车。下车后对刘玉堂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买份报纸、买瓶水，不要麻烦司机，等公汽来。”天一亮，公汽来，张先生到课堂。事后，他对刘玉堂说：“玉堂，对你不公平，辛苦了。但这是做老师的职责，不能让学生迁就老师。”讲到此时，现已为博士生导师的刘玉堂感慨不已。“张先生一生严谨，所有手稿均为标准魏碑体，从不潦草，可谓书法”。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左鹏对此感触颇深：“我写的第一篇文章，交到先生那里，先生看过后，用红笔勾出其中的得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一一详细地说明，让我注意文章的内在结构、行文的气势、文辞的色彩，甚至一些文字的写法，比如我写“荆”字，过去总是将边上的“刂”写在“艹”的下面；写“梁”字，往往将右上部写成“刃”等等，让我受益终生。

刘玉堂研究员补充说：“张先生的作文，每到编辑手里，只可能改字，绝不可能改句。这在学界有口皆碑，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儿子的名字叫‘万邦宁’，这是先生对我的遗产，不能不佩服先生知识的渊博。”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研究员回忆说，1989年，他儿子刚出生，先生问取了什么名字，他说没有并向先生咨询，先生脱口说出了“万邦宁”。原来，这是取自《尚书》：“万邦咸宁”。“读研究生时，同几个同学在课间讲‘荤’故事，哪知被先生听到。先生笑着离开。”再上课时，先生说：“你说‘食色性也’这句话是孔子讲的，错了，你去查《孟子》，这句话是告子讲的。”刘保昌研究员每当说到此，既羞且窘。“老庄风范，像屈原，深得楚文化的精髓”。“哲学上的‘老、庄’，文学上的‘庄、骚’”。女弟子吴艳荣评价说，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他已近70岁，一头青丝，整洁的服饰，总像个50岁的人，一点都不显老。他时常穿一件红夹克，一双运动鞋，背一个书包，从楼道上一闪而过。要是冬天的话，他就围着真丝围巾，走路的速度飞快，风度翩翩。我们大家时常忘记他的实际年龄，他喜欢喝茶（水深），喜欢抽烟（火热），从来不运动，如此“水深火热”却很少跑医院，身体一直很好，问他养生秘诀是什么，笑答：“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