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6日，由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就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史诗化渴望和宗教意识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历史本身给我们提供的是无穷尽的阐释空间。《圣天门口》中，刘醒龙避开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角度，以民间视角切入那段长达八十余年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民间视角下的另一种历史真相。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从《白鹿原》开始，产生了一系列包括李锐的《旧址》、铁凝的《笨花》等等作品，相比而言，《圣天门口》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作品时间的长度和它所包含的历史的反思性以及作家自己的重构性，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对于汉民族民间史诗《黑暗传》的引入，为我们阐释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间视角，《圣天门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民间史。

栾梅健（复旦大学教授）：百年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引起了中国现当代一大批作家的浓厚兴趣与创作冲动。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作家选择了以家族历史来反映历史变迁。在《圣天门口》这里，作家以宏大的篇幅与强势的描写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原生态状貌。可以说，刘醒龙作品中对这种原生态的历史状貌的还原，为我们今天窥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王光东（上海大学教授）：好的长篇小说应该有一种命运感，刘醒龙的这部《圣天门口》在这一点上写得很好，他把民间的、政治的、情爱的纠缠在一起，人的命运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个层面共同促成的。这样历史就还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主编）：现在确实到了该对前一段的“解构”思潮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如果这类问题不解释清楚，我们就很难给中国近现代文学下一个很有把握的判断。从《白鹿原》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历程，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对这类作品进行研究，这不是一个解构的问题，也不是对原来历史化进行一个颠覆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的主流论坛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释就形成了从《白鹿原》到《圣天门口》这样的一系列作品。这样的对历史的解释与我们原来对历史的解释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主要的地方不是在解构，恐怕是在建构。

王鸿生（同济大学教授）：对于民国以来百年历史的重述，我们还未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叙述方式。一大批作家为此寝食不安，他们想做出自己的表述，这表明中国作家在自觉地努力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这一百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唯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各种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在这个景观之下，我们来解读《圣天门口》是有一定文学史意义的。史诗化的渴望在这样一个凡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读图时代，面对厚厚的三卷本，不少读者望而却步。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就小说的长度以及其中透露出的作家对史诗书写的渴望等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读一部一百万字的小说，所以如果作者把三卷本缩成一部，那么作品的经典性、浓缩性的内涵可能会更好一点，同时，小说在面对发行、市场和读者时，所涉及的面也许会更宽一点。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经过了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训练之后，一般用二十到三十万字即可表达对世界、命运的看法，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都是二、三十万字，而对于这么长的百万字小说，则存在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小说若想和新闻、网络争宠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文学不如选择退守，回到纯文学本身上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作家对于小说长度的渴望以及史诗化的渴望又是很有价值的。

周立民（青年评论家）：构成现在很多作家创作瓶颈的是历史的陷阱、史诗、长篇的诱惑，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绕开这个情结，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也没有跳脱出这个障碍。所以如果作品的笔墨再省略一点，或者选择一个人来做叙事的视角也许会更加灵动一些。宗教意识问题《圣天门口》从书名上看，“圣”很容易让人获得关于宗教的联想。

周毅（《文汇报》编辑）：不太认同其他人所说的“宗教性”，他的写作不是建立在对先期的判断之上，不是一种力量打倒另一种力量，而是建立在一种爱的基础上，他看到了世间的对立，但最终是一种势力对另一种势力唱出了赞歌。这个作品与其说描述了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几十年时间跨度的一个画面，不如说作家渴望描绘出希望人们用长达一生的经历与痛苦所能达到的觉悟。他创作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与众不同、很反潮流的东西，这也可能是他创作力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和善。

王宏图（复旦大学教授）：在小说中作家关注的是暴力，这暴力涉及生命、价值，这实际上就是宗教的问题。这部小说在当代小说中非常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种精神超越的维度。

施战军（山东大学教授）：《圣天门口》中嵌入宗教，比如梅外婆将基督教教义放在生活中的应用和检验，一方面衬托出了梅外婆这些人宗教感的天真，但另外一方面也衬托出了另外一种宗教的顽强和不可熄灭，不妨将之称为自然神性。像小教堂的设置、山谷的设置，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神性的灵性。小说中最大的杀戮，不是战争带来的，是天谴。“圣”似乎一直在写的是天道。自然神性主要是有着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东西，比如对弱者的体恤，对不可知事物的敬畏等等，这些都比宗教力量强大得多。

陈思和：小说里面很多苦难包括雪家这种接受苦难的一种态度我能理解。即使中国没有，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刚好跟《白鹿原》有一个对照，它从民间产生出来其实也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套意识形态。《圣天门口》的题目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圣”，我想这个“圣”恰恰体现了这个小说的价值。我们古代史有仁义、仁爱，但是恰恰没有像梅家、梅外婆这样的一种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是西方的。

此外，在本次研讨会上，张新颖、宋炳辉、朱小如、张业松、张芙鸣、李丹梦、徐春萍等诸多评论家还就小说创作的语言问题、结构问题，以及历史叙事、史诗建构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