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氏三兄妹

我的摄像樊庆生说，子墨什么都怕，会动的东西除了人不怕，其他的都怕。其实，“其他的”也就是各类大大小小的动物（昆虫在内）。

给樊庆生留下这样的印象，源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少同甘苦共患难的下乡经历。

第一次去农村，是2003年冬天，我和编导小简、樊庆生一起在河北拍片。天黑了，我们从村里赶回县城，一边问路，一边找到了酒店住下。

就着昏黄的灯光，我抱着电脑写完了第二天要拍的串场，收拾妥当后，便关了灯，躺在床上。黑暗中，我刚刚闭上眼睛，便隐约感觉到头顶上传来沙沙的声响。

我迅速跳到地上，一回头，“啊”地一声叫了出来。在床头那面墙上，我居然看到两只又肥又壮、还长满了脚的虫子。

我站在离床头尽量远的位置，哆哆嗦嗦地抓起床头柜上的固定电话，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听筒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呢？我拨了零，又拨了九，几乎快把整个键盘都按碎了，还是没有动静！

电话坏了，还有手机！我赶紧拨通小简的号码，听到的却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再试樊庆生的电话，同样关机。

怎么办？我总不能和这两只虫子共处一室、同床共枕吧！这间房里有我，就不能有这两只虫子，有这两只虫子，就不能有我！

我顾不得天冷，只披了一件大衣，连鞋带都没系，就慌慌张张地冲到一楼前台。

大堂的顶灯已经基本熄灭了。微弱的灯光里，前台的小姑娘披着军大衣，正趴在桌上睡觉。被我叫醒，她很不情愿。打着哈欠，揉着眼睛，她不耐烦地问：“这么晚了，什么事啊？”我像是报告十万火急的军情，说：“我的房间里有虫子！”小姑娘叹了口气，说：“我去给你看看吧！”

回到房间，两只丑八怪一样的虫子依旧趴在墙上。小姑娘面不改色心不跳，什么都没说，脱了布鞋，站到床上，两只胳膊一伸，便一手一个，轻轻松松地将虫子紧紧捏在了手里。

我目瞪口呆地看她站回到地上，又走进卫生间，把虫子丢在厕所里，对她既佩服无比，又感激涕零。

第二天一早，我忙不迭地向小简和樊庆生叙述我的历险记，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你怎么连虫子也怕啊！”

从此，每逢下乡采访，小简或樊庆生都会在临睡前，专门到我房间里视察一圈。有苍蝇消灭苍蝇，有蚊子消灭蚊子，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要给我些心理安慰，说一句：“有虫子随时打电话，别管多晚！”

尤其是樊庆生，不像编导是轮换的，他作为摄像，从《财经点对点》到《社会能见度》，几乎陪我跑遍了所有地方。用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的话说，但凡出差，樊庆生就是我每晚睡觉前必须要见到的那个人，见了他，我会睡得特别踏实，见不到他，我则会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一次次的患难与共，的确让我和樊庆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点，连樊庆生的哥哥也知道。他们兄妹三个都在凤凰工作，哥哥樊庆元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妹妹樊蓉是《文涛拍案》的编导。这其中，弟弟樊庆生最憨厚老实，不善言辞，不像樊庆元，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总没正经。

有一次，我在公司门口碰到哥哥樊庆元，东扯西扯，说到下周我要休假，他弟弟可以回太原看老婆孩子了。

樊庆元笑眯眯地“嗐”了一声，说：“反正你在北京，樊庆生就留在北京伺候你，你不在北京，樊庆生就回太原伺候老婆呗！”

明日请看：我的“网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