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 430070）

     中国的时事评论起源于上个世纪的第一个10年（马少华《新闻评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1页），兴盛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中，时事评论成为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宝藏。在时事评论中，可以看到新闻的由来、公众的情绪、领袖的观点、社会的变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大多撰写过时事评论。这些时事评论不但确定了本世纪中国时事评论的方向，而且成为政治学和历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素材。

     到本世纪，随着中国新闻媒体的不断发展，时事评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少数政治领袖和新闻媒体负责人主持的时事评论写作逐渐变成了“公民写作”。不少媒体在新闻理论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的时事评论机构，负责报刊的时事评论栏目。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普通公民进入新闻媒体，成了专职的时事评论员。

     时事评论的空前繁荣，不仅放大了新闻的传播效应，而且为公众提供了表达的空间。时事评论的不断增多，既暗合了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同时又促使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透过新闻媒体寻找共同的价值判断。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时事评论分为社论、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几种形式。但是，从内容来看，在一个新闻媒体中，只要社论确定了基本的价值导向，那么时事评论栏目中的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都必须遵从同样的价值判断。一些时事评论栏目的主持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强调新闻媒体基本价值判断的同时，有意识地在新闻时事评论中反映不同的声音。然而这样的努力往往被新闻媒体的基本价值判断所左右。在技术层次上，新闻媒体社论、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可以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价值层次上，新闻媒体的社论、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必须保持同样的声音。

     传统新闻媒体的高度“同质化”现象，催生了网络新闻评论。在一些新闻网站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大量的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时事评论。正因为如此，有些时事评论作者将时事评论写作分为体制内的写作和体制外的写作两种。凡是游离于行政体制之外的时事评论人撰写的时事评论都属于体制外的写作，凡是从属于行政体制的时事评论人撰写的时事评论都属于体制内写作。这样的划分方法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如果说在学术界存在着体制内外之分，那么在时事评论界不存在所谓的体制内外的区别。道理很简单，在目前的新闻媒体监管体制下，无论是新闻媒体自身的评论员，还是新闻媒体之外的撰稿人，都不可能脱离新闻媒体的基本价值判断，他们都属于体制内的写作。有些新闻媒体评论员借助于公众的情绪，仗义执言；有些新闻媒体评论员利用公众的情绪，自我炒作；有些新闻媒体评论员打着公民写作的幌子，模仿鲁迅先生，用杂文和散文的写作方法，发泄自己的愤怒；有些新闻媒体评论员利用时事评论，结党营私，谋取利润。中国的时事评论在一片喧嚣声中，很快失去了方向感。

     的确，在多元化社会，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总是能够找到体现自己价值观念的新闻媒体，并且能够通过自己所认可的新闻媒体，表达本阶层和群体的意见。但是中国特有的新闻管理体制，决定了在社会多元化之后，除了极少数时尚人士创办的小圈子刊物之外，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属于公众媒体。这些新闻媒体面向大众，目标客户具有多元性，因而在发表时事评论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地反映不同阶层的声音。恰恰是这种面面俱到的做法，模糊了新闻媒体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时事评论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品质。

     不仅如此，由于重大新闻的解释权掌握在决策者手中，而新闻媒体的社论必须体现管理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所以，时事评论很快演变成了新形势下的读者来信。许多新闻媒体的时事评论栏目，只不过是上个世纪党报党刊群众来信的扩大化而已。

     有些新闻媒体为了提升时事评论的品质，实行专栏作家制度，将一些活跃于各个新闻媒体的时事评论员纳入专栏作家队伍中，在时事评论栏目开设专栏。这样做不但导致整个时事评论界出现了严重的“小圈子化”现象，而且公民写作很快演变成为专栏作家的写作，整个时事评论界喧嚣异常，可经过认真梳理，却只有少数评论员的声音。

     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一大批专业的时事评论员，这些人具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对所服务的新闻媒体及其读者的价值判断了如指掌，他们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捕捉到新闻中有利于反映读者声音的要素，并且通过时事评论放大出来，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效果。有些著名的新闻媒体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政府的公共政策，了解法律制度等专业知识，特意为具有专业背景的学者开辟专栏，让他们从专业的角度解读公共政策，全面阐述所在媒体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时事评论的专业化，既反映了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同时也体现了新闻媒体阶层化的要求。在成熟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士都能在自己所喜欢的媒体上找到想要表达的看法；整个社会的意见领袖能够真正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发表专业性意见。

     然而，我国的新闻媒体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西方国家时事评论发展的历史脉络，而只是盲目跟进，实行所谓的评论员或者专栏作家制度，将一些年轻的新闻从业者吸入新闻评论员队伍，让他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发表情绪性的文字。这样一来，中国的时事评论不但没有充分体现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反而演变成了一个个“新闻群殴”事件，特别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评论员，没有认真理解新闻事件或者新闻观点，而只是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无限发挥，将理性的分析讨论变成了单纯的抒情或者纯粹的宣泄。有些学者明确提出，这种“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评论属于“娱乐性”评论。（张颐武《“娱乐性”评论值得反思》，《广州日报》2006年7月24日）

     如果说时事评论写作的“小圈子化”还带有些许的无奈，那么，少数时事评论员的不负责任写作，则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许多新闻事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讨论，找出其中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由于时事评论员的介入，使得许多正常的讨论难以继续下去。有些时事评论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者学者发表的某些观点断章取义，横加批判，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宽容、包容和平等讨论的气氛。时事评论所催生的新闻媒体审判不但无助于公众认清问题的本质，反而在极少数情况下制造了冤假错案。某些决策者由于害怕失去决策的群众基础，盲目跟着时事评论的感觉走，在处理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缺乏长远的、平衡的、理性的考虑，匆忙决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运转处于一种成本居高不下的状态。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等新闻媒体发起了时事评论（包括网络评论）对政府决策影响性的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认为，政府决策应当听取时事评论员的意见，但是，如果没有看到中国时事评论界存在的问题，过于相信时事评论界所发出的声音，那么，政府决策必然会出现偏差。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少问题，譬如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三农问题”亟待解决等等。中国的时事评论员不但没有像上个世纪的毛泽东那样，走村串户，进行田野考察，撰写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并且针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反而针对某些个案，不断地进行新闻评论炒作。这种不良的学风和文风，必将导致中国的时事评论进一步堕落。

     时事评论是一种特殊的新闻表达方式，时事评论员需要借助于新闻记者的腿、政治家的嘴、公众的眼睛、专家学者的思维，全面分析新闻事件和新闻观点。然而在浮躁的心态下，时事评论员很少对新闻事件和新闻观点产生的来龙去脉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很少能够从政治的高度，判断新闻事件和新闻观点所隐含的利益价值取向，很少能够用平民的视角设身处地地分析新闻人物的处境，很少能够通过逻辑论证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由于某些评论家公开拒绝时事评论的理性和建设性，而只满足于居高临下进行道德批判或者情绪发泄，所以，中国的时事评论界很快陷入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讲情绪、不讲道理的时代。
 
    我们期待着中国新时期时事评论能够“重演”上个世纪“新闻评论发展历史过程”，（马少华《新闻评论》）但我们更期待中国的时事评论能够真正体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声音，能够为创建和谐社会搭建宽广的平台，能够真正激发普通中国人健康地思考、理性地表达、真诚地讨论。中国的时事评论指点江山，中国的时事评论界更应该反躬自问。
     （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