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津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生 430074）
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进而走向国际跨国垄断。这就使得经济落后国家的广大群众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压迫，而且受到发达国家剥削阶级的压迫，处在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底层。特别是当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时总是将这些危及转向经济落后国家，致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受灾难极其严重。同时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赛的加剧，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正是这些事实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正是这种现实的土壤滋长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的情绪。于是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思潮（Postmodernism），并在20世纪70年代影响开来，其代表人物有贝﹒德里达、利奥塔、福柯、迦达默尔、罗蒂等。后现代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反对理性、放逐理想、消解责任、崇尚和谐、标新立异。
二、当代大众传媒的后现代倾向
20世纪西方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与现代化负面影响的逐渐暴露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渐盛行相辅相成的。几乎所有的传媒没有不和后现代“联姻”的，呈现出一派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后现代传媒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强调，后现代主义就是要破除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对理性的偏爱而对感性与直觉、特别是对视觉感受的歧视，要大声地“为眼睛辩护”。而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传媒便成为抽象思维与直观的视觉感受为一体的“娱乐”方式。这与利奥塔强调的“为眼睛辩护”异曲同工，都是要强化直观的视觉感受，倡导不加解释的、感性的、娱乐式的文化体验，用快乐、享受的“娱乐”信息接收模式取代“思维式”的信息接收模式。
今天的中国传媒中，几乎所有的种类尤其是电视，都或轻或重地受到“后现代”的渗透。这就出现了一种似乎是在同国际接轨的“中国式后现代现象”，如一些电视广告中女性内衣、化妆品的性感和直观的视觉呈现；电视剧中的戏说，结构历史、消解崇高；游戏类节目中的调侃、说笑、逗乐，将一个典雅的词汇，一段经典的话语、图像插入游戏的嘲弄。这些都使得当下电视的世俗化、大众化特征，无可避免地呈现出零散化、虚幻性和无深度指向。
由于电视的线性传播特征使观看节目的方式已预先编排好，当人们在为失学儿童的不幸感叹时，广告中的“味道好极了”和“谁用谁知道”会使你的同情之思失重。大众化的深度模式正在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媒介制作人员不断根据受众需要播出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化的节目，减低了思想性、政论性、深度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动脑筋的笑与乐中放松了理性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意志，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
鲍德里亚曾用“外爆”与“内爆”来描述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是“外爆”，表现为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国家边界、资本不断扩张，以及社会领域的话语与价值的不断分化；后现代社会则表现为“内爆”，政治与娱乐、资本与劳动、雅文化与俗文化等等各种界限的模糊。在鲍德里亚看来“内爆”中缺少欢乐、缺少活力、缺少对美好未来的期望，有的更多的是渴望、忧郁、迷惘、眩晕。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大众传媒后现代倾向中，一贯以严肃和权威著称的新闻也逐渐倾向娱乐化，新闻的意义似乎不仅仅在于能够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了。
三、当代大众传媒的后现代倾向对新闻真实性的解构
新闻是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事实和新闻之间，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真实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新闻采访、写作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微观上讲要反映事物的真相，从宏观上讲要反映时代的本质，必须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政策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人心的稳定。因此，新闻报道要透过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深入剖析，从本质上、总体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
而后现代主义反对将事物都化约归纳，从中寻找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背后的深度，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霸权”，它强调平面化与即时性体验，与新闻的这种本质真实价值观水火不相容，必然要对其进行解构。
随着西方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摄影、广告、电影、录像、电视、电脑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形象和符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时空。这些形象和符号纷纷取代事物本身而存在，使事物本身逐渐消隐在背后。人们习惯了跟事物的形象和符号打交道，事物本身和符号的指涉物似乎可以缺席。这种情形对人们固有的关于现象与本质、历史与现实、符号与意义的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杰姆逊在意欲揭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时，正是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作为典型来加以论述的，他说：“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二者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新闻媒体的作用便是把这新进的历史经验贬进过去之中，越快越好。于是，媒体的资讯功能可能是帮助我们遗忘，是我们历史遗忘症的中介和机制。”①
后工业时代的这种社会现实，不仅冲击着人们观念与思维的深度模式，同时也对人们固有的“真实观”构成了冲击，动摇了人们对真实性的差别标准，因为各种形象和符号可以无穷地复制，而任何复制品都具有相同的功能，这便导致人们对真实性的混淆和现实感的消失。当社会进入一个符号可以没有指涉物的“能指”时代时，语言的功能进而是各类话语的真实性必然会受到质疑乃至否定。如今这类后现代叙事话语在大众传媒的广告、娱乐节目以及一些“软”新闻报道中运用广泛。如此大众传媒和新闻本身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真”等同于在场的“真”，这种“真实”容易使人停留在画面的组合中，镜头代替了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鲍德里亚在《类像与仿真》中指出：电视促成了“符码”“ 类像”“仿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日常领域的迅速传播，大众传媒通过对“符码”“ 类像”“仿真”的复制，为人们创造出一个”超现实“。他特别强调，以往人们把传媒当作现实的“反映”“镜像”，而现今传媒构造出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它比真实还要真实，因为所谓现实本身就来源于一种“表象”。
在后现代语境下，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新闻本质真实的问题已经展开过讨论。不少学者认为新闻报道不是科学论文，揭示事物的本质不是它的职责，新闻职责就是传播信息，如果把“本质真实”引入新闻学的范畴，就会出现真实性概念“负荷过重”的问题。如果每则新闻都要揭示本质，就会延误新闻及时发表，因此做到现象的真实就可以了。②目前出现的现象是当人们读报、看电视时已不再追求新闻信息本质层面的东西了，传媒用新闻娱乐化的因子来迎合大众的兴趣和片面化的思维观念以及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应该说新闻娱乐化是传媒和新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选择，也是后现代主义对新闻本质真实观的逐渐解构。
四、结语
20世纪的社会发展史告诉人们，大众传媒诞生与发展的历史是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表里的。大众传媒在促进现代化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又深受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主张甚至催生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弊端，其中传媒娱乐化（包括新闻娱乐化在内）就是后现代主义者这一社会思潮所催生。
1.“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媒介的首要责任。而要实现这一根本任务，媒介的传播内容就必须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和“优秀的作品”。其中“高尚的精神”就是远大的、崇高的品德、优秀的文化、严明的纪律，本质上就是理想信念。传播媒介必须大力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而不是引导去追求市侩，得过且过。“优秀的作品”就是催人奋进、震撼心灵的精品，它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不是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广大媒介工作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创作出更多的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可读（视）性俱佳的好作品。
2.团结、稳定、鼓劲是社会主义传媒社会效益的基本要求。不可否认，精神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商品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可以“向钱看”而置社会效益于不顾。适应受众、服务受众是新闻传媒必须坚持的，但决不能降格媚俗，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迎合一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如果完全按照商品价值规律来指导传媒工作把精神产品商品化，“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③那将后患无穷。
3.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等精神垃圾的泛滥，是社会主义传媒的任务。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不断滋长，在一些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里，人们看到的是豪华别墅、高档时装、富丽堂皇的夜总会等等，这些贵族化的生活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诱惑。任何一种文化信息如果主题不鲜明、导向不正确，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消极作用，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而且带有某种特定的价值指令。一条新闻的发布，一部电视剧的播放，一篇小说的发表，一个广告的策划，都不是盲目的和偶然的，都会给受众带来价值刺激，使受众想起“该怎么样”或“不该怎么样”。因此社会主义传媒务必要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规范自身，自觉承担起遏制精神垃圾的社会责任，为人民提供健康的精神粮食。
注释：
①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76页
②何光，《新闻真实论－－新闻“本质真实论”再质疑》，《新闻界》1996年第1期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