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1974年3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00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获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

2003年获国家留学基金支持，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进行1年的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用事业规制。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项。

快乐和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终极价值；只有有助于提高人们快乐和幸福的经济增长，才真正称得上有价值的增长。

通过教育，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让国人成为遵守市场规则的公民，这对于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二十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总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GDP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2005年已达到2.2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2.2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就人均而言，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2005年按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尽管仅为1100美元，位列世界109位，但近20年的年均增长率仍高达6%以上。

客观公正地讲，能够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口素质较低、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实现这种稳定的经济增长确实是一个经济奇迹，人们也确实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切身的福利改善。然而，随着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及低层的生理需要在大多数人群中逐渐得到满足，客观的以GDP衡量国家总体收入同人们主观幸福感受之间的不一致性开始凸显，大量无法用GDP衡量、但确实对人们主观幸福感具有极大影响的因素———诸如公平、安全、环境、亲情、休闲等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单纯追逐GDP并以其为指标来衡量地区和国家发展的缺陷正日益显现。

毋庸置疑，经济增长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同等程度的增加。在这种背景下，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大政治决策均用大量篇幅向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公共政策的核心将从GDP的增加转移到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市场秩序上来。

二

经济增长是一种用货币收入或GDP衡量的个人和人类有形财富的增加，而快乐幸福则是人的一种无形的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客观公允的衡量。经济增长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的主观快乐和幸福，但是，如果将这两者完全划上等号并单方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大错特错了。

理论上，将经济增长片面等价于快乐幸福的错误可以归咎于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以及如何实现财富增加的学问，在其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逐渐将自身定位为一门用数学和实证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这种定位使得它摈弃了难以科学衡量的主观快乐和幸福，而将理论关注聚焦于客观的收入、财富，以及从中推演而来的效用和福利，并通过一个数学化的效用函数将二者联系起来。这种科学化的努力一方面使得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成功，成为所有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它失去了更加宽广的人文关怀，成为一门“冷冰冰的功利化的学科”。

客观收入同主观幸福之间的差异在近年来促成了一个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快乐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导致快乐的同等程度增加。原因有三，一是人类对财富的增加具有一种“享乐疲劳”效应，更高的收入只是使人短暂地快乐，然后又迅速回复到以前的状态，迫使人不断地追求更高的收入并使自己始终处于过度劳累状态；二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收入对快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快乐的来源主要并不在于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在于相对水平；三是相当一部分人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不快乐的基础之上，即嫉妒，改变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况需要教育以及宽容，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因此，快乐经济学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核心应该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应该更加关注公平、工作场所的安全、环境、闲暇、健康、家庭和睦、减少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将是这一制度安排的自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这种良好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惠及所有大众的广义的公共物品。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黄有光教授提出的“扩大公共开支势在必行”的观点尽管不符合从效率角度出发的“缩小政府开支”的政策主张，但从增进国民快乐的角度看却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当然，这种公共开支的扩大并不是无效率的浪费，而是要将公共开支用于更加健康和谐的制度建设上来。

三

如何在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多的幸福快乐，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当前，我国社会中出现的众多恶性犯罪、轻微违法乃至大量根本无法用法律来规范、只能诉诸于道德约束的违规行为对经济增长、家庭幸福、社会安定、个人发展的损害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追溯这些行为出现的源头，绝大多数都是由于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缺乏谋生的能力或者良好的公共意识教育所致。这导致政府不得不在司法机构上耗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去抓捕罪犯、解决纠纷，进行事后的弥补，社会也不得不消耗大量的交易成本用于锁、防盗系统等根本不会给国民带来任何终极幸福、却会增加GDP的各项开支。如果能够将这些资源用于对青少年进行足够的教育，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种公共开支项目的转移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对教育支出进行固定以避免政治领导周期性更替所造成的波动。

简单地说，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和幸福快乐的作用至少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教育可以提高人的技能，促进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扶贫最好的方法不是转移支付，那只是一种权益之计，而是教给穷人谋生的能力。只有对我国的13亿人口进行充分的教育，他们才会转化为具有巨大价值的人力资源，而不是沉重的人口负担。当前将公共开支的重心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倾斜是当务之急，当然，这需要等待几十年的时间它的效果才能初步显现。

其次，更重要的是，教育可以培养人的公共意识和道德观念，例如，诚实守信，尊重产权，它们实质上支撑市场发挥作用的法治背后的道德依托。这些道德观念必须深入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并在日常微不足道的各种行为中自觉加以贯彻和执行。只有这样，在我们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就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处理和解决矛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个人都试图绕过规则，因此就出现非常典型的囚徒困境。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教育就是沟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理解并接受这套规则的过程，就是公共意识和道德观念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的过程。

第三，教育本身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如何才能获取真正的长久的快乐。亚里士多德将快乐分为高尚的快乐和低级的快乐，类似于吸毒、纵欲等肉体享受都是典型的低级快乐。而纯粹的市场支持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如果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追求这些低级快乐，那么市场不但对此无能为力，反而会导致这些产业的繁荣。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是短视的。而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有力武器，是对抗自由主义个人选择至上的重要手段。通过教育，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让国人成为遵守市场规则的公民，这对于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具有最为远大的意义。

■年度作品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