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恶性欠薪86万元

137名农民工在工地上白白干了一年多

1999年，株洲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与株洲市和平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合同，承建株洲市光明玻璃集团的1号、2号两幢住宅楼。137名农民工在九建公司项目经理高星光、谢水生的召集下，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多。

2000年12月，在两幢住宅楼绝大部分工程已完成，多次向和平公司讨要工程款未果的情况下，高星光、谢水生等人通过九建公司将和平公司与光明集团告上法庭。2001年3月，株洲市芦淞区法院受理了该案。同年8月，因案件超过管理权限被移送至株洲中院。

2002年11月，经株洲中院调解，三方达成协议：由和平公司在2003年底前分批给付九建公司质保金和工程款共225万元（含农民工工资86万元），由光明集团承担监督和平公司的给付任务，从调解生效起售出的房款由光明公司直接支付给九建公司。

有了法院的裁定，农民工们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殊不知一场噩梦刚刚开始。

讨薪遭遇“执行马拉松”

一边是包工头倾家荡产，一边是开发商逍遥法外

一晃几年过去了，农民工们不仅没领到应得工钱，最后竟变成“无薪可讨”。

据调查，由于讨不到工钱，农民工中有的子女面临辍学，有的远走他乡。更惨的是近40位小包工头，为了付给农民工工钱，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夫妻反目、朋友成仇。2号楼项目经理谢水生，长期在外躲债，几次被讨债人打得鼻青脸肿。

与此同时，“恶意逃避债务”的和平公司法人代表廖和平却长期逍遥法外。2003年底，株洲中院决定对廖和平实施拘留，然而直到2005年，在农民工们的强烈要求下，廖和平才被正式予以司法拘留。廖被拘后所交付的10万元现金大多偿还了代理人垫付的法院诉讼、执行费用，农民工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

法院查封财产遭非法变卖

株洲中院大谈“客观原因”，称并“不知情”

为了追讨应得工钱，137名农民工推举谢水生、高星光和刘辉汉三人为“讨薪代表”，以九建公司的名义将株洲中院告上法庭。

在2001年4月九建公司提请诉讼保全后，株洲市芦淞区法院随即对光明集团1号、2号住宅楼予以查封。到2003年6月，农民工们无奈向株洲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才发现，1号、2号住宅楼竟在法院的眼皮底下被开发商廖和平变卖。

面对“讨薪代表”的质询，株洲市中院承认2号楼确有24套住房被变卖。但对于这一明显失察，中院却大谈“客观原因”。株洲市中院执行局局长戴晓辉说，由于查封财产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法院除了下文书、张贴公告外没有别的监控办法。同时“九建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报告廖和平的违法行为”，因此法院对变卖查封财产“并不知情”。

对于中院的解释，刘辉汉等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法院的说法是在推卸责任。就在法院查封和执行过程中，株洲中院和石峰区法院还先后两次将2号楼中的702、703两套住房分别裁定给两位案外人。刘辉汉认为，法院并非“不知情”，而是明知故犯。

监督支付人“金蝉脱壳”

一纸私下协议使农民工们的希望再次泡汤

光明集团于是成了农民工讨还工钱的唯一指望。

可农民工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株洲中院调解书发生效力后不久，光明集团即与和平公司私下达成所谓的“土地转让协议”。和平公司以“土地转让”为理由免除了光明集团的债务。2005年4月，在明知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没有办理土地变更手续的情况下，株洲中院执行局举行执行听证，认可这一协议并裁定“光明集团没有义务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在债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两个债务人的私下协议竟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这是典型的以执代审。”高星光、谢水生等人的代理律师秦斌说。

刘辉汉则认为，这一协议幕后背景是为了“配合”光明集团的破产改制。今年2月28日，他作为代表到中院与参与听证光明集团是否应承担支付责任，这一天恰恰是光明集团宣告破产的日子。白纸黑字写明的“监督给付”责任被推得一干二净。刘辉汉说，中院以默认非法协议的方法推翻调解书，立场和用意不言自明。

株洲中院院长谈敬纯说，对农民工的遭遇和怨气她表示同情和理解，但这起案件的“执行难”并非法院“执行不力”而是许多现实困难造成“执行不能”。株洲中院副院长吴秋林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光明集团、和平公司、九建公司到国土、规划、房产等部门都有责任。当然，法院也并非没有瑕疵，但不能因此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法院。”

漫长的讨薪之路，农民工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可迎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与无奈。“问题的关键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如何尽快讨回工钱，毕竟农民工才是最无辜的。”刘辉汉苦涩地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