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汛 王伟举

李叔德的《孟浩然新传》以诗化的文笔让读者领略了人文大唐的襄州风情。

作为小说背景的大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严格意义上的大唐盛世指的就是开元全盛时期。唐代从贞观开始，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年代堪称极盛，诗人孟浩然就幸运地生长在这个时代，并以他的卓著成就成为唐诗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

作家的聪明在于没有受有限史料的制约，而是依据诗人生平年表的轨迹，把诗人的成长与游历放在开元时期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下，纵横驰骋，收放自如，任才华与激情尽情挥洒，塑造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失意才子形象。另外值得重视的是，作家将诗人孟浩然的人生成长、隐逸思想的形成和诗人诗歌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过程与开元时期的盛世景象、朝廷上层统治阶级的矛盾有机地联系起来，让艺术想象的翅膀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任意驰骋，为我们描绘出了开元时期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大唐时代风貌,也为我们描绘出了唐代重镇襄州的别样神韵。

小说还原了山水诗人真实的世俗人生面目。

这部小说封面上有这样的内容提示：“颠覆———孟浩然‘柔弱书生’的集体意象；塑造———孟浩然诗·酒·剑人生的世俗实境”，这是对作家创作意图提纲挈领的诠释，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这种“颠覆”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而从小说内容看出，“颠覆”的不仅是诗人柔弱书生的寒士形象，同时也“颠覆”了长期以来遮掩着诗人真实面目的“隐逸诗人”定论。长篇小说《孟浩然新传》拂去了千年以来遮蔽着诗人真实面目的层层迷雾，依据孟浩然生平史料，生动地描述了诗人谋求仕进的曲折经历，还原了一个生活在世俗社会里的真实的孟浩然。

多年来，在研究者们笔下，孟浩然在顶戴着山水田园诗人桂冠的同时，还一直被视为同陶渊明并称的隐逸诗人的代表。这种评价多是基于孟浩然诗作的风格和他一生未入仕途最后终老山林的人生轨迹，他的同时代的诗人和后来的诗评家都把孟浩然写成了一个高卧山林、淡泊闲静、悠然世外，不慕功名的当世“巢由”（巢父、许由）。“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好不令人羡慕。而实际上在诗人内心深处，入世无望的愁绪无时无刻不在痛苦地折磨着他。诗人虽然身居在襄州的山林，心却一直向往入朝为官，正所谓身在江湖，心在庙堂。所以从诗人的许多诗歌作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绪的流露，甚至偶尔的山花野草，田翁村童，也总能唤起他心灵最深处那种淡得不易察觉的愁绪。例如《留别王维》一诗中的“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等诗句将诗人失意惆怅情绪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了。

诗人心灵深处对入仕的强烈向往与传统定论中那位高卧山林的隐士孟浩然形象明显相悖。诗人生活的开元朝是大唐的极盛时期，朝廷积极鼓励士子济时用世，报效国家。长期受儒家用世思想熏染的读书人纷纷以诗赋参与进士考试，孟浩然生前身后很多著名诗人都以优秀的词赋考中进士成为了国家栋梁。所以孟浩然和李白一样，都有对于功名事业的向往和期待。正如作家在《孟浩然新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孟浩然并不是一位宅心世外的隐逸高人，他的隐逸诗人的名分是后人根据李白、王维等人的对诗人的评价而赠与他的。孟浩然一生从未真退隐过，他那渴望进取的心一天也不曾宁静。《孟浩然新传》尽管是小说而非传记，但对诗人这种从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到失意后无可奈何的消极退隐这一痛苦心路历程的描述和剖析，成功地还原了孟浩然的世俗人生面目，确实符合开元年间的时代特征和孟浩然独特的个性特征。无论进取与退隐都无伤大雅，孟浩然的山水诗最终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名垂千古，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失意的人生感悟。这也是《孟浩然新传》这部小说给我们的启示。

总之，这部小说依据诗人51年短暂人生中极其有限的史料和传说，以诗人的数百首传世诗篇为依托，将现代小说的审美观念和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风格有机融合在一起，用诗、侠、情、义四条线交织的多元复合结构，完成了对唐代大诗人孟浩然艺术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