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

承一些师友不弃，称我为“杂文作者”甚至“杂文家”，也常常供给我关于杂文界的信息。比如：又一个旧历新年过去了，这一年里究竟有哪些好杂文？我得到的信息是，张心阳先生那篇《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很值得一看。可是因为我地处偏僻，这样的好文章居然一直未有寓目的机会，幸好刚刚收到漓江出版社最新出版的《2006中国年度杂文》，书中自然不会遗漏张先生的好文，于是立即找出，认真学习了一遍。

牛顿有一句名言：“我之所以比别人站得更高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们过去都认为这是牛顿谦逊的表述。张心阳对此语作了别解，说“牛顿之所以有这么‘牛’，是因为他不甘于蜷缩在巨人的胳肢窝里思考，而是始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维”，并认为这样来理解更“合乎西方人一向秉持的思维方式”。张心阳由此入手，对中国人一味龟缩在孔夫子腋窝下思维的习性痛下针砭，认定“孔夫子学说正是一切专制主义者最完美的理论依据”，而千百年中国人不幸又不敢踩其于脚下，所以招致中国社会“只是原地踏步、周而复始”，所以张心阳特发一问：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

张心阳对牛顿名言的别解有些意思，但这一问好像有点落空。“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云云，仿佛咱们中国人从来就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似的。其实何止站在孔夫子肩膀上，把他老人家拽下神坛一通乱踹的事我们做的还算少么？

还是回到牛顿的名言。牛顿说“我站在巨人肩膀上”，中国人老认为这是牛顿谦逊，据我看不如说这正是大实话，前人的成果的确是他前进的基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西方人对前人成果的态度都是一贯的，尊重而不一味盲从，批判而不轻言抛弃，尊重和批判在西方人那里是融为一体的。而中国人却常常爱偏于一极，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谈尊重就规行矩步，一谈批判辄视若敝履。西方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对脚下的垫脚石，始终充满感激之情，中国人却乐于享受那种诅咒的快感。张心阳先生提出“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的问题，如果意在催使我们回到理性的态度上，我自然别无异议，很可惜，我仔细阅读了全文，张先生似乎意不在此。

从这篇文章我联想到了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就是总喜欢对现实的问题进行思想追诉，一直追诉到孔夫子那儿，好像老祖宗应该对我们当下的问题负责。如果是在孔孟当道的所谓封建专制社会，如果那时真有思想界的先知先觉，我觉得这种思想追诉堪称黄钟大吕，而现在如果还对这一勾当乐此不疲，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孱弱而又取巧的行径。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这在西方人那里并不成其为问题，他们秉持实用和理性的态度，感觉实践上有不便的，马上进行调适就够了，如果没有不方便的感觉，哪怕一直沿用也从来不觉得这是“因循守旧”。就以张文举的洛克、孟德斯鸠为例，按照张心阳的观点，后来的西人早已应该站在他们肩膀上，“提出自己全新的主张了”，可事实是迄今为止，西方政府和社会的基本架构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时代进步到今天，还爱妖魔化祖宗的，当下世界大概只剩下中国人了，仿佛不彻底清算就不能前进，这是否迹近于庸人自扰？近代以降，我们更多地向西方学习是对的，但西人对待自己传统和文化的那种实用和理性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也该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