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的一天，以色列一个叫拉马里的小镇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小镇边一大片正待开发的工地上，突然冒出了100多名中国劳工。“你们从哪里来？”有人用中国话问。“武汉黄陂。”一名男子回答。

这名男子叫秦志文，黄陂李家集镇方安集村人。去以色列前，他在家乡做小商品批发生意。这年6月，他经过村口时，偶然看到村支部贴在墙上的招工信息：武汉建工集团海外部招工，前往以色列从事建筑行业。

“听说到国外打工，赚的钱是在国内打工的好几倍，要不，我去试试？”秦志文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妻子。当听说要交3万元劳务费后，妻子犹豫了：“咱们积蓄不多，万一去了干不成，怎么办？”“万一干不成，就当是去国外见见世面吧。钱丢了，咱们再挣呗。”就这样，秦志文将做生意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又向亲友借了些钱，凑足3万元去报了名。

休息时，秦志文（右）和工友到地中海游玩。

方安集村是著名的“打洋工村”。

经过考试和培训，他和50多名老乡，跟随福建劳工一起，搭上了前往以色列的飞机。

他们被安置在距工地10多分钟车程的路斗（地名）居住。初来乍到，家具不齐备，他们只能吃大锅饭，有时也会跟着外国劳工一起吃吃西餐。不少人根本吃不惯西餐，怎么办？经当地人的指点，他们发现，以色列人搬家时，如果有用不上的物品，都会整理好放在显眼的位置，谁需要都可以去捡。

于是，秦志文和工友们一起，从以色列人家门前捡来电饭煲、炒锅、煤气灶等，开始自己做饭吃。最令他们开心的是，有一回竟然捡回一台旧电视机。

从此，看电视成了大家工作之余主要的娱乐。在以色列，他们可以接收到国内所有卫星电视台的节目。当然，中央台和湖北台还是他们最爱看的。“湖北台的新闻我们常看，通过这些新闻，可以了解到家乡的变化。”秦志文告诉记者。

去年9月，秦志文的劳务合同到期，回到了阔别5年多的家乡。他用赚来的40余万元钱在街道边买了一栋房子，又做起了小生意。

回忆打洋工生涯，50岁的秦志文深有感触地说，外国人从来不拖欠工资。

他刚到以色列时，月工资为750美元左右。2003年，以色列整顿了劳动力市场，规定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9小时外算加班，工资按正常工资的120%—150%计算。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0谢克（以色列货币单位，1谢克约合2元人民币）。“每个月的9日、10日是发工资的日子。这两天，用工方都会安排专车，把我们拉到银行，查询当月工资，从没拖欠过。”

秦志文说：“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到国外转转。”

同在一座山，父子难相见———“平平安安就好！”

李家集镇方安集村的方河连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他自学过电工知识，在街上开了个家电维修店，一干10多年。2002年9月，方河连凭着过硬的电工知识，前往马来西亚，在一座大山上负责伐木公司机械的电路维护。

2004年，两年劳务合同到期后，方河连返回家乡。2006年4月，50岁的方河连再次奔赴马来西亚，继续在伐木公司做电工。

方河连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方继明高中毕业后，也于2003年9月去了马来西亚，在伐木公司做车工，父子在同一座大山上。因父子俩工作的山特大，被划分为A、B、C、D、E、F等工作区，父子俩又分属相距较远的工作区，平时很少相见。直到去年春节，父子俩终于聚在一起，在异国他乡过了个团圆年。

今年3月底，记者在李家集镇见到了方河连的妻子，她正和几名妇女坐在自家楼前闲聊。她刚烫了个时髦的卷发，在同龄人中很是出彩。

方妻告诉记者，马来西亚有很多居民懂汉语，方河连父子操着一口黄陂普通话，在交流上没啥障碍。工作也不是太辛苦，吃住由公司全包，伙食跟国内差别不大。公司还为员工买了保险，并一年报销一次单程返乡机票，这些都让她感到满意。

但令方妻深感遗憾的是，跟老公和儿子联络不太方便。她说，虽然用电话卡在城里公用电话亭打国际长途很便宜，但老公和儿子平时都在大山深处，很少去城里，一个月难得接到他们的一个电话。后来，丈夫的住处装了卫星电话，高兴地拨通了她的手机，但效果不太清晰，讲了半天，她也没听清楚几句。

如今，她只好在心中默默祈祷，远在异国他乡挣钱的丈夫和儿子，平平安安就好！

跟当地人学说希伯来语———“中国人，聪明！”

2001年9月，李家集镇朱铺村的盛秀东和30多名老乡，在分别交纳了6.5万元劳务费后，乘机来到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这并不是盛秀东第一次出国打工。早在1996年，他就跟随云南铁路总公司前往老挝打工。当时，老挝郎不拉邦正建设一个国际援建的大型桥梁。他干了一年多就回国了，“主要是生活不方便，工资水平也不高，大概只比国内高一倍左右。”

刚到特拉维夫，因语言不通，他们的生活很单调，也很苦闷，就跟以色列人学说希伯来语。一年后，他们已基本学会了简单的日常用语，开始和当地人交往。

由于电话费很便宜，他给家人打电话，经常一聊几个钟头。见此，当地人都会笑着说：“你又想家了。”一次，他正在外面打电话，一名30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工作不工作？”盛秀东忙说：“工作啊。”“那就到我家去吧。”盛秀东跟着男子来到他家，为他家做清洁，并给花草浇水施肥。交谈中，盛秀东得知对方叫艾利斯（音），曾到过中国北京、上海等地，一直在做靠椅生意。艾利斯还拿出在中国的留影给盛秀东看。两人从此成了好朋友。“去年12月，我回国前，他还特意开车送我到机场，并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再去以色列。”盛秀东说。

在以色列打工，盛秀东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经常发生爆炸。距离住所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家犹太人餐馆，去年曾发生两次爆炸。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曾提醒他们到犹太人聚集的场所要谨慎，因此他们从未在该餐馆吃过饭。

因是搞建筑出身，盛秀东非常留意以色列的建筑。他说，以色列人对建筑物非常认真，房屋基本全是钢筋混凝土现场浇灌，墙壁和楼板都很厚，但他们对内部装修很随意，十分简单，却又不失典雅。

盛秀东还颇自豪地说，中国工人熟悉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强，在技术上能举一反三，经常被当地同行称赞“中国人，聪明！”也正因此，和其他国家的劳工相比，中国工人干的活相对轻巧些，走到哪个工地都受欢迎。

三姐妹接力出国———“适应不了也得适应”

2002年8月3日，方安集村的方萍丽和8名老乡踏上了前往约旦打工的路途，此前，她最远只去过汉口。2天后，她们顺利抵达约旦首府安曼。

仅休息了一天，她们就正式上班了。让她惊喜的是，她所在的服装厂，除了约旦人外，还招有200多名江西、河南、湖北等地的中国劳工，这让不会任何外语的她，长长舒了口气。

约旦全境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干旱炎热，年降水量仅50毫米。方萍丽一时难以适应，总抱着水杯喝个不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习惯。

打工的日子过得算是比较轻松，合同期很快结束。2004年9月，回国前核对工资时，方萍丽发现自己两年共挣了相当于人民币10万余元，除去1.6万元劳务费和日常开销，她攒了六七万元。

回家后，方萍丽结了婚，并替买面包车跑业务的弟弟还清了外债。如今，她安心在家中带孩子，不过她说，“孩子大了，说不准我还会出去找事干。”

方水萍是方家的三女儿，可能是见二姐出去一趟收益不错，她和大姐也要出国打工。3月22日，是方水萍和大姐出国前的最后一天。因所有手续都已齐备，她满脸欢笑地接受了记者采访。

方水萍今年27岁，她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在模具厂干了五年，2003年回到家乡。去年10月，她看了村里张贴的招工通知，参加了政府举办的推介会后，准备去日本打工。她接受了两次面试，从五六十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一下签了三年合同。

方水萍得意地说，第二次面试由日本招工方亲自出面，她跟主试人员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聊天”后，就被录取了。

“去日本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养家糊口。”

“你的小孩只有1岁，你放不放得下？”

“婆婆带得比我好！”

“去了日本能否适应？”

“我在外打工多年，肯定没问题。”

之后，方水萍参加了黄陂外贸局组织的三个月的培训，学会了一些常用日语。她告诉记者，日本人喜欢用紫苏叶卷生鱼片，然后蘸着调料吃，因此，日本每年都会需求大量的紫苏叶。而她去日本的工作是，进大棚摘紫苏叶，按大小叶子归类、打包。

方水萍笑呵呵地说：“就算去了适应不了，也得适应！工作可能不会轻松，但钱估计会拿得多些。”

轻信老乡———86名劳工踏上伤心之旅

与成功从国外打工归来的村民相比，出国被骗的村民面对记者采访遮遮掩掩。“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好说的。”不少人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无奈，记者侧面采访了多名家属。从他们支离破碎的叙述中，终于得以还原一次国外打工被骗的经历。

2003年8月份，一个出国打工的信息从方安某粮油厂传出。该厂老板方某声称，自己手上有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中东分公司赴科威特打工的名额。虽然没有张贴招工信息，可这个消息仍像一阵风一样，很快传遍了方安。

短短几个月内，100多名村民悄悄找到方某报了名。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向方某交纳了2万元左右的费用，换回方某“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承诺和一张收据。

次年2月，第一批30名村民，从天河机场前往科威特。抵达科威特后，他们在工地上辛苦劳作3个多月，可期望的高工资却没有拿到。更让他们气愤的是，他们后来还得知，这个工程根本就没收取任何报名费和中介费。

一个多月过去了，又有56人陆续从家乡来到科威特。可在辛苦地工作一个月后，他们也非常失望。

随后，中国驻科使馆及工程分包商、中国港湾建设中东分公司负责人均出面调解，最后终将受骗民工送回了国。

5年输送3000余人次———“打洋工”经济渐成规模

据介绍，黄陂区40万农村劳动力中，半数以上长期在务工，外出务工人员寄回的资金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2%左右，打工经济成为黄陂农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

而李家集镇有53个村，约9.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8.8万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该镇副镇长邱凤武介绍，全镇现有2.2万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从2001年起至去年，该镇到以色列、约旦、马来西亚、沙特、日本等国务工的农民，多达3000余人次，主要从事建筑、塑料、医药包装、畜禽加工、水产加工、裁缝等行业。

目前，李家集镇的出国打工经济已形成规范。由镇政府出面，为出国务工人员推荐合法、可靠的中介机构，做好信息交流、互换，再根据他国劳动力需求相应输送劳力；举办多次大型讲座，讲解出国务工需注意事项。

有关业内人士认为，出国务工常常被大家所忽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受高额手续费制约，出国务工人员需向中介公司缴纳一定的劳务费，这笔费用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其次，很多人的观念没转变过来，他们宁愿去南方、去沿海挤抢一份工作，也没有出国打工的意识。此外，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出国打工堪与风险画等号。

近年来，确有数起“打洋工”被骗的事例被媒体披露。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通过合法、可靠的中介机构出国，是一个有效的规避风险的办法。毕竟，海外就业是缓解目前就业压力、增加收入的途径之一。

有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引导，譬如，加强中介市场的管理，为出国务工人员提供良好、可靠的中介机构，并全程跟踪。此外，在四川、河南等省市，出国打工者会由政府担保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用以缴纳前期的手续费，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