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武汉 430079）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大潮强烈冲击着我国的各行各业，大众传媒虽谈不上首当其冲，但已成为变化最大的行业之一。一方面是纯商业性的机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是主流传媒也纷纷实施商业化运作，在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商业化取向。其中新闻娱乐化现象从出现到泛滥，到如今风起云涌的娱乐风潮，使得一系列弊端日益突出。

一、娱乐之属性－－“拜金主义”

在市场逻辑成为主宰，发行量、收视率等标志着受众群量的指标的今天，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已转化为对受众群的追逐，而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也不可避免地执行市场经济商品的大数原则和通用原则，打上“拜金主义”的烙印，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各异， 最大共通点在哪里呢？媒介的选择是：娱乐。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身份、阶级、种族、国别、教育等各方面的差异，只要是人，娱乐总是需要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娱乐自身也意味着消费。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当前我国的传媒呈现出一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倾向，即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并且努力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体现在传播内容上，大量生活方式的报道对受众实施物质生活方式的诱导，并且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的感官享受。媒介的主体形象也从生产领域的英雄转向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挖掘他们的私生活、丑闻理所当然地成了媒体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捕捉、营造新闻卖点、搞新闻炒作，通过各种方法强化媒介内容的可售性，必然导致新闻娱乐化现象的泛滥。

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此种现象给予了一语中的的批判，“如色彩鲜亮的石板画、 用蛋糕模子做成的蛋糕等等，那么娱乐所揭示的恰恰是商业的势力、讨价还价以及江湖骗子们的一派胡言。然后，商业和娱乐之间原本就有的亲和性，却表明了娱乐的特殊意涵。”①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纳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的特性。

二、娱乐之内容－－“乐之无物”

“娱乐是无意义的，纯粹是为了娱乐而娱乐。娱乐化时代的幸福生活是一种想象或谎言，通过华丽的修辞给人以虚幻的满足”。②

思想淡出对话，内容淡出形式，感性驱逐理性，夸张取代真实，搞笑胜过幽默，表象打败内涵，形而上的关怀让位于形而下的自娱自乐，娱乐传播“繁华”的背后是思想和艺术的“贫乏”。 从内容上讲，当下娱乐更是具有平面化、浅薄、无深度、感性甚至低级趣味等特点，并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

媒体炒作，明星丑闻，狗崽队追踪报道……形形色色的媒体世界，杂如牛毛的媒介事件，组成纷繁冗余的娱乐视听。无关紧要、琐碎的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成为新闻的重点，对人们切身利益有着重大影响的硬新闻却在逐渐地减少，有关公众利益的劳动权利、生态环保，也被淹没在诸如性、丑闻和暴力犯罪这类的煽情故事之中。

打开目前的新闻网页，“某某影星苏胸尽现”、“某某低裤走光”、“某某被发现新恋情”、“某某被偷拍”，诸如此类，真可谓是方汉奇先生提出的“星、腥、性”大兴其道，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媒体的这种捕风捉影、虚张声势，不仅让娱乐“乐而无物”，也让娱乐“乐之低俗”，不仅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弱化了媒体的职业道德。

三、娱乐之模式－－“千报一面”

娱乐的“千报一面”也即法兰克福学派概括的“同一性”，也就是说，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趋于一律。

综观当下的娱乐，无论形式和内容多么精彩纷呈，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娱乐模式同一性的特征，节目多数克隆或移植国外成功的娱乐节目，模仿痕迹明显，节目创新性和再造能力不强，例如1997年1月10日湖南电视台推出《快乐大本营》以后，就迅速掀起了中国电视的“快乐”浪潮，一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城市之间》，北京有线台的《欢乐总动员》，上海东方台的《相约星期六》，浙江卫视的《假日总动员》，云南卫视的《快乐周末》，安徽台的《超级大赢家》，黑龙江台的《开心擂台》等一批娱乐性节目纷纷登场。又比如时下风靡的“超女”，又使的“平民海选”的风波喧嚣一时，从央视的“梦想中国”到上海电视台的“我型我秀”，使得观众打开电视，映入眼帘的东西大同小异，观众的收视心理就在这样“千报一面”的娱乐轰炸中达到了饱和，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③

娱乐模式的同一性还表现为泛明星化。娱乐新闻蜕变成“星闻”，大大小小的明星充斥在报纸的娱乐版上。铺天盖地的娱乐新闻不仅把注意力完全聚焦在明星上，而且不遗余力地挖掘明星的隐私，从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到婚姻爱情生活，特别是明星的婚外情、多角恋，无不津津乐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私生活的走秀场，“性、腥、星”味十足，有些纯粹是捕风捉影，而涉及娱乐界名人的丑闻，更成为媒介炒作的首选对象。

以前些时风靡一时的“张钰性爱录影带风波”为例，大大小小的报纸娱乐版面都对此事投入了过多的目光，包括当事人的最新状况，爆出的最新猛料，对当事人的专访，张钰每天的博客又揭露了和哪位新导演的新瓜葛等等。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报道，使得媒介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丑闻越炒越火，越描越黑。丑闻以及报道本身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媒介对丑闻的报道，不是注重对真相的揭露，而是一味追求感官刺激，迎合低级趣味，使得媒介自觉不自觉地在丑闻传播中充当煽风点火的角色，从而陷入一个低级庸俗的泥潭。

“对明星的崇拜具有一种固有的社会机制，它可以把各行各业比较突出的人夷平到同一水平。明星不过是一套完整的模式，整个世界的服饰都可以围绕着这个模式被裁剪出来，有了这个模式，便会有对法律和经济公正的修剪，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最后一根线头也会被剪断了。” ④这一论断可以说戳破了娱乐泡沬的美丽光环，让人看到了娱乐的软肋与流弊所在。

席勒认为：娱乐节目作为一种肯定的文化，能消磨人的批判意识，使人在娱乐的鼓乐声中，得到平庸的满足，进而丧失批判的能力、否定的能力。娱乐以传媒为载体、传媒以娱乐为组成部分，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受众无疑有享受娱乐、消费娱乐的权利和需求。只是，娱乐“什么”，“如何”娱乐，却是娱乐媒体应该认真对待的。

传媒泛娱乐化的出现和膨胀，本身就呈现了新闻选择性的突变，反映了文化原创性的匮乏，凸显了审美观察力的低下，娱乐的商品化、娱乐模式的同一化以及娱乐内容的肤浅化，正成为传媒娱乐节目的通病，由此引出大堆大堆劣质产品和文化垃圾，这是对社会公众不负责任的引诱，也是对媒介自身道德的一种亵渎。我们期盼一个积极而“娱乐有道”的“健康媒介”，更期盼一个文明和谐有社会责任感的“绿色媒介”！

注释：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②丁国强著：《泛娱乐化时代》，《读书时空》，2005年1期

③邵培仁著：《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困境与出路》 http://www. 66wen.com

④霍克海默　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编辑：徐蟾桂）

彼得·阿内特中国讲学

据近日中华传媒网报道：3月1日，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世界著名战地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将从2007年2月底起出任该院访问教授，在汕大执教一个学期。他将就自己多年的战争报道经历和媒体从业心得，开展系列讲座和课程。

彼得·阿内特是世界著名战地记者，现年近七旬，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战争和国际冲突的报道之中。他曾长期跟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独家采访过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登。#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