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430015）

感悟“千辆的士挽留节目主持人”

五年前，长江日报老编辑巴兰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非常新闻》，其中一段情节记忆犹新：一名记者因揭露“黑社会”而惨遭杀害，开追悼会那天清晨，报社大楼周围赶来无数的士为他送行，汽笛一齐拉响，低回哀婉，特别悲壮感人。原来，这名记者曾经劝服过一位打算跳楼轻生的“的哥”，的士司机们记住了嫉恶如仇又助人为乐的他。这是小说的艺术虚构。

没想到，这样的场景居然成为现实中真真切切的一幕。据今年1月8日《武汉晨报》报道，湖北楚天交通体育台“小宁新时间”节目调整主持人，当夜消息一传开，引来千辆的士一大早聚集在电台前的马路上，一起挽留节目主持人小宁。其实，电台是让上了一年夜班的小宁去开办午间节目“一路走好”，同时也好好休整一下，谁知牵动了江城的士司机的心。

千辆的士聚集马路，虽然一度影响交通，但这种方式是司机们对“小宁新时间至爱深情”的表达，当场就有的哥高喊：“小宁，我们爱你！”

为什么，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调整，能产生如此反响？其中并无奥妙，只是小宁乐于听司机们的牢骚、解答司机们的疑惑、提供司机们所需要的信息，甚至帮助遭遇不测的司机脱离险境，司机们离不开她。有的司机说：“小宁新时间”就是我们夜班司机的眼睛和耳朵，没有了小宁，我们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在新闻圈，小宁这样的媒体人为数不少，但也有些记者总在等待天赐良机，“抢”一个惊天动地的新闻，或绞尽脑汁“策划”一个有轰动效应的什么报道。似乎只有这样，受众叫座，同行叫好，博取一片掌声，媒体才有味儿，记者才有份儿。小宁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的一份工作做好，惦记着她所服务的的哥的姐，喜与他们一起喜，忧与他们一起忧。她担当的是一座空中之桥，把一个个在夜色中四处流动、孤单无依的的哥的姐们联系起来，让他们的手拉得紧紧的，有着共同的精神呼吸，成为一个群体，产生看不见的力量。

如果不是调换岗位这一插曲，小宁不会“一夜扬名”，她也并未期待“一夜扬名”，她仍会在幕后尽她的职守，为成千上万的的哥的姐架起一座桥。正是她爱着成千上万的的哥的姐，她才获得成千上万的哥的姐的爱。

爱是无价的。上了一夜班的小宁走出电台，向的哥的姐深深鞠了一躬。报纸刊发的大照片好壮观，满街是黄压压的的士，路边是挥手致意的人群。这个早晨，小宁是一只骄傲的白天鹅，被请上一辆的士，一百余辆的士尾随其后，集体送她下班回家——这是多么难得的荣耀。

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该是一座一座桥。“千辆的士挽留节目主持人”表明，怀有一颗赤诚的心，忠于职守，秉持操守，为受众特别是为底层的老百姓服好务，你的价值就在其中了。受众离不开你，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你就是品牌，你就是无形资产。即使不出现类似的戏剧性场面，你所做的一切，也会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一只公鸡和五棵树

一位农民造飞机，如果试飞，他会选择谁坐在他的身边一起上天，共同经历这一光荣时刻？——这是中央电视台一个访谈节目采访这位农民时的提问。

在他回答之前，主持人把话筒递给观众，让大家先猜猜看。有人说他会选择支持他的妻子，有人说他会选择养育他的父母，有人说他会选择资助他的企业家。最后，这位农民的回答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憨憨地说“我会带我家那只大公鸡上天”。台下一片哗然。这位农民解释道，他不知道试飞能不能成功，一旦出了危险，只有会飞的大公鸡才能逃命。

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我们不是总说农民最没有素质吗？其实他们把性命看得很金贵。而尊重生命，在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位质朴的农民一句质朴的大实话，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绅士风度。

我们的媒体则时常忽略生命、漠视生命，诸多涉及灾祸的新闻，不经意就把“死亡”的情状当成卖点，甚至“恶搞”一番。

触电而亡的被叫着“烧焦的烤鸭”，溺海而亡的被称着“鲨鱼的美餐”，危及生命的高速公路连环撞车被戏说为“倒了多米诺骨牌”。夏天，青少年不幸溺水而亡，版面上会不时出现这样的标题——《三少年玩水，两人玩掉性命》、《下湖嬉闹，水底殒命》，轻慢得没有一丝惋惜，看不到对生命的尊重。还有的媒体刊登《达尔文奖评出国际上最愚蠢死法》，包括“斗气玩自锯”、“飞机上秀屁股”、“响尾蛇当球”等，挖苦而不是告诫，含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味道。

澳大利亚闻名全球的鳄鱼猎人史蒂夫·埃文，2004年表演喂鳄鱼时，怀中抱着他仅两个月大的儿子，真是惊险刺激。但这种“勇敢”惹来极大的争议，大多数媒体予以强烈批评：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尤其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2006年9月4日，史蒂夫·埃文在昆士兰珊瑚礁拍摄水下纪录片时，一辈子征服鳄鱼的他，不幸被一种“魔鬼鱼”刺中胸部而不治。这时候，媒体又对他的遇害纷纷表达惋惜。

现在的情形是，不少人热衷于惊险刺激，并不热爱生命；不少人热衷于游山玩水，并不热爱大自然。2006年国庆节，济南爆出的一条新闻是：五龙潭公园“蝴蝶生态科普展”的万只蝴蝶死于非命，都是因为游人太“爱”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了。生命在这里成为狂抓恶捕的玩物，这使我想起《读者》杂志主编彭长城选拔人的五条标准之一——“不识五棵树以上的人不提拔”。

是的，对于从事新闻等人文工作的人而言，连五棵树都认不全，能说他的情感丰富吗？能说他热爱生活吗？能说他尊重生命吗？媒体酿造的氛围，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表情”，直接影响公众情绪，正邪善恶都在日积月累之中。我们的心中倘若缺乏绿色，又怎能去播撒春风呢？

一只公鸡和五棵树，多么简单的话题，但又是对人的基本考量。

别人的痛苦不是你的新闻

2006年初秋时节，一批学者为上海书展推荐十本好书，其中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推荐了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提到一个电视新闻画面：一位人士寻短见吞下大量药品，正在病床上抢救，采访的金属话筒强行伸到其嘴边，一个女声冷冷地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喝药？”

喝药源自某种痛苦，抢救中又经历着痛苦，身心的双重痛苦正在折磨当事人。但，这是他人的痛苦，媒体才不管这些，怎么有卖点就怎么报道。

“痛苦”是个好题材。法国媒体报道一名叫着迪努瓦尔的女子“换脸”成功，她作为全球首例而由衷高兴，对“捐脸”者表示深深的感谢。这本是一段佳话，有些温馨，可被我们的媒体一转发就变味了，挖出“捐脸”者后来是上吊自尽的，标题做成耸人听闻的《“换脸女”新面孔来自吊死鬼》。这既不尊重“捐脸”者的义举，又不尊重“换脸”者的感受，触动双方亲人的痛处，也大倒受众的胃口，一件美好的事情弄得如同恶作剧。

这是极端一点的例子，更多常见的“痛苦”泛滥媒体，充耳不闻。电视上一些“人生”栏目，主持人为自己采访技巧的“毒”沾沾自喜，那就是生生地往人家的痛处戳，不戳得人家泪流满面不罢休，仿佛他们的节目叫“痛苦人生”。每当天灾人祸，媒体习惯于聚焦人家逝者亲友悲痛欲绝的面孔，越是泣不成声越要“放大”效果。即使“倾诉”栏目，有一篇做了这么个“精彩导读”——“女儿上了大学就不听话了，恋爱，同居，堕胎”， “精彩”在哪儿？全然是个冷漠袖手的旁观者。

媒体能是这样的旁观者吗？媒体是为公众服务的，为公众营造着“拟态环境”，公众由此去体会社会的冷热、世间的炎凉、人情的温辛，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模拟，于潜移默化中慢慢形成自身人格。痛苦不是不能报道，根子在用什么态度去报道——态度决定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从而提供什么样的“拟态环境”。

记者不是旁观者，也不是救世主，报道“痛苦”要站在公众立场，把“他人的痛苦”当作“我们的痛苦”，出发点是疗救和减少痛苦，慰藉受伤的心，为人们提个醒，引起社会的关爱。如果涉及个人隐私，更要悉心呵护。而我们常常看到：媒体一边苦苦寻找赚人眼泪的“典型”，煽情般发动受众去“献爱心”；一边又在常规报道中无视痛苦，冷着面孔往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媒体之所以热衷于报道“痛苦”， 据说是受众心理有这种需求，人们乐意从别人的痛苦中“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因此一切变得堂而皇之起来。然而，即使真有这种需求，媒体也应当超越这种需求，给予引导和调节，激发受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校正畸形的“幸福观”，绝非是不断去刺激这种需求使之恶性膨胀，最后导致人道主义精神的流失。

新闻工作者属于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最善解人意。宋代诗人扬万里尚有这样的诗句：一句是“却是竹君殊解事，炎风筛过作清风”，一句是“风亦恐吾愁路远，殷勤隔雨送钟声”，表达的都是善意，让人尽可能少一些痛苦。人生多艰，守望社会良知的我们，何不多“作清风”、常“送钟声”呢？

（编辑：肖曜）#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