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

类似东亚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故事也在我国发生了。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没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经历了改革后一段时期从负到正的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并不理想。一项研究显示，1979-199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4.63%，1996-2001年期间下降到只有0.60%。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当年亚洲四小龙最初生产率没有提高的理由十分相像，即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按照联合国的相关预测，从2015年开始，我国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这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从而引致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见，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城镇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从全部行业平均工资看，在20世纪80年代变化特点是增长率低、波动幅度相对大；90年代的特点是工资上涨率不断下降，反映了国有企业效益恶化和严重冗员的情况；90年代末以后的工资大幅度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反映了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式改革以及扭亏为盈的效果，随后则反映劳动力短缺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其中大多数行业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短期现象，并作出两种反应。

其一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乃至消失，这种判断属于反应过度。就劳动力成本上升来说，它真实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而且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可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实际上，在2005至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将保持年均0.7%的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因此，我国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反应是我国应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调整，这个判断也是反应过度。目前所观察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一个转折点的到来，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尚不是存量意义上的。另外，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并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转变，则是必须进行的，而且方向是确定的。

我们做出关于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会影响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于这种变化趋势无动于衷或我行我素。实际上，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挑战。

首先，通过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地方政府单纯追求产值的行为常常导致对于投资力度和方向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政策往往还会产生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效果。在新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避免用政策手段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及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形成，防止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推波助澜的倾向。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准确定位并矫正政府经济职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其次，通过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延缓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障碍、就业再就业不充分、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仍然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劳动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通过扩大就业面缓解劳动力短缺对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最后，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以劳动力质量代替数量，减小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冲击。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优势，更是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本，即劳动者具有基本人力资本，符合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要求；数量众多、供给源源不断，从而保持工资和产品成本低廉。如果说以往的发展主要依赖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