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陵为明睿宗献皇帝朱祐杬和献皇后的合葬墓。朱祐杬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的异母弟、明武宗朱厚照的叔父，1487年封为兴王，就藩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朱祐杬薨逝后，明武宗朱厚照赐谥为“献”，按亲王规制坟园安葬。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无嗣崩殂，根据太祖朱元璋“兄终弟及”的遗训，袭封为兴王不久的朱厚熜被迎往北京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朱厚熜即帝位后，自立统嗣体系，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朱祐杬为皇帝，原有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其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
帝王文化的丰厚沉淀为钟祥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先天条件。钟祥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文化钟祥，旅游兴市”的战略。“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传播文化的载体。”钟祥市委书记周松青一语中的。
据钟祥市旅游局副局长薛兴年介绍，1985年，钟祥在我省县级市中第一个成立旅游局，第一个提出建立旅游产业化大格局，力争把钟祥打造成中国知名目标旅游城市。目前，钟祥旅游业已发展成为我省县级市中的一面旗帜，旅游产业化大格局已初具雏形，已形成显陵、黄仙洞、莫愁湖、大口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近年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均以30%的速度递增。2006年，该市各大宾馆客户出租率超过60%，接待游客15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3.85亿元。
依托显灵在莫愁湖开发“大明成天府”项目，占水面3000亩，陆地1200亩，总投资6亿元，由清华大学专家教授量身定做。目前已与一家公司签约，后者首期投资5200万美金。双方合作在建的景区还有明文化一条街、明清水街、三台十八景、阳春白雪景等等。“窈窕山林路，菁葱王气长。”显陵追求地臻全美，占尽山川之胜势。特殊的生态环境使钟祥成为全国闻名的长寿之乡。资料显示，该市人均寿命75.88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8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88岁。目前，全市有百岁老人72人，年龄最长的107岁，90岁以上的老人过千人。
我们一进入潜江，就被与曹禺相关的实物所吸引，有关曹禺的建筑、景观纷至沓来：曹禺戏楼、曹禺公园、曹禺著作陈列馆、曹禺陵等等。曹禺以“我是潜江人”的深情自白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浸润着潜江人的心田；潜江则把这位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融入城市的角角落落、细胞血脉。
绵延到此的汉江冲刷出了江汉平原的千里沃土，在孕育了戏剧大师的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的剧种———花鼓戏，现在它已成为我省三大地方戏剧之一，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着潜江的知名度、竞争力和城市形象。
旧时的潜江因紧邻汉江而饱受水患，“十年九不收”的境地，迫使大批民众离家谋生。有的甚至沦为乞丐，为讨得足够的吃食，他们手之、舞之、蹈之、唱之，天长日久，岁月轮换，这种由生活所逼而来的行乞行为，在不知多少代人的丰富发展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称为“沿门花鼓”、“土花鼓”、“地花鼓”。清道光年间，在吸收了其他剧种的剧目、声腔和表演后，渐趋成熟，在江汉平原地区广泛流传开来。1954年定名为“天沔花鼓戏”，1981年改称“荆州花鼓戏”。
解放前，花鼓戏仅仅是下里巴人的艺术形式，是一人唱众人和的“三小行当”：只能演小生、小旦、小丑，不能演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主要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中流传，登不了大雅之堂。
解放后，花鼓戏有了较大发展，江汉平原的诸多县市都成立了花鼓剧团。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花鼓戏在戏改大潮流下，也得到了一次较大提升，可以演英雄人物，演大戏了。
1983年，潜江花鼓剧团排演的《家庭公案》赴京演出，连演14场。曹禺在观摩了该戏后，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潜江新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家庭公案》赞许有加。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花鼓戏的发展与传播。
但花鼓戏艺术真正的“提档升级”，还是对戏剧大师曹禺作品的改编。1989年，潜江曹禺剧作陈列馆落成，潜江花鼓剧团决定将先生的戏剧代表作之一《原野》改编成花鼓戏《原野情仇》。1990年，潜江花鼓剧团携自己精心编演的《原野情仇》，赴京参加曹禺从艺65周年暨曹禺80寿辰纪念活动，与其他剧团改编的话剧、歌剧、京剧同台竞争，大获成功，被观众称为：“来自曹禺故乡的乡村泥土更醉人”,走进了中南海。凭借此剧，潜江花鼓剧团获得了中国戏剧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演员胡新中、李春华也因在该剧中的出色表演，摘取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孙世安获中国文化表演奖。
剧团负责人吴培义谈及此事时，深有感慨：“花鼓戏正是因为编演了曹禺的大戏，使其品位得到提升、档次得到提高、影响进一步扩大。”现在，潜江花鼓剧团已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
潜江花鼓剧团并未止步，目前，他们正在计划将曹禺成名作《雷雨》搬上花鼓戏舞台。
花鼓戏在潜江传承发展，除了有其广泛的观众市场外，也离不开潜江市的大力扶持。潜江市在上届市委就提出打造“文化名市”。2004年，潜江举办了“曹禺文化周”，并同时成立“曹禺研究会”，以期通过打造曹禺文化品牌，提升城市形象和文化厚度，进而增强城市竞争力。
潜江市对潜江花鼓剧团倾心扶持，每年投入100万元，支持剧团创新剧目、培养人才、拓展演出市场。去年，由市政府出资选送的22名花鼓新苗，从华中师范大学花鼓艺术大专班学成归来，市里为他们全部解决了财政编制。
现在，在多元文化娱乐形式冲击下，潜江花鼓剧团仍每年演出200多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它使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在群众中生生不息。（记者张孺海李保林易飞潘文华）
重教传统催生“状元之乡”
走进天门，和天门人一谈天，他们就为“状元之乡”的称号感到自豪。由于汉江水患，处于“水袋子”的天门多次深受其害，而正是因为其害，却反而成全了一个才子之乡。
天门实验高中校长李国仿说，石家河文化里就有了稻谷壳，这说明6000年前天门就进入了农耕时代，而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在长江和汉江冲出来的一马平川，大水患难之时，却让他们无家可归，由于没有文化，四处流浪的人们更是感到了生存的艰辛，于是便悟出了只有读书才能跳出农门的道理。
重教便成了浸入天门人骨子里的传统。古往今来，这里教育昌明，人才辈出。自隋朝至清光绪年间，天门出文科进士101人，举人376人，贡生539人。唐代建中元年，竟陵人陆羽撰成《茶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茶道的专著。晚唐，天门走出了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明代万历年间，钟惺、谭元春举起革故鼎新的大旗，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立了“竟陵学派”。清乾隆年间，天门河岸边蒋立镛家一门五代五进士，父中状元，子中探花，名噪华夏。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从天门走出14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当代，著名诗人邹荻帆、军旅作家陈立德叱咤文坛，久负盛名。
改革开放以来，天门尤以“状元县”的美誉闻名海内外。恢复高考至2005年，以天门中学为龙头的全市高中共为全国普通高校输送合格新生81488人。其中获硕士学位4500多人，获博士学位1600多人。尤其是1984年以来，天门每年普通高考大专上线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2004年、2005年，全市本科上线人数分别高达7123人和7308人，连创恢复高考20余年来最高纪录。1984年，著名作家秦牧欣然命笔：《天门县上了状元榜》，盛赞天门由解放前的穷乡僻壤一跃成为享誉全国的“状元县”，自此，天门的高考名扬海内外。
天门教育深深扎根于积淀厚实的文化土壤，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着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弘扬文明和谐的良好风尚，锐意改革，拼搏奋进。
现在，天门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好的职业是教师。在天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党政一把手或官员纷纷去当学校校长。李国仿原来就是市委副秘书长，原教委主任也去了一所高中当了校长，此前，市政府副秘书长也去学校当了校长。
重视教育已经让天门人尝到了甜头，当年一批又一批离开的才子现在逐步地反哺家乡，有的为家乡发展投资，有的为家乡建设献智。
在输出人才的同时，天门更没有忘记引进人才。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兆祥对记者说：“没有良好的师资队伍，怎么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呢？天门各个中学近年为了充实师资队伍，向全国招纳贤才。”
天门中学副校长周开锋说，该校今年就在武汉几所重点高校招聘人才，以硕士生年薪3.5万元，本科生年薪2.5万元至3万元的待遇招得54名教师，其中硕士生18人，本科生36人，他们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学校还对教学上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予以重奖，去年高三年级班主任刘庆荣老师，由于所带毕业班高考取得好成绩，学校当年就给他奖励了4万元。
对重教传统的尊重与弘扬，让天门教育开出了一朵又一朵不谢之花。（记者张孺海易飞张进潘文华）
体操精神塑造一座城市
李小双、杨威、郑李辉、李大双……一个个璀璨生辉的名字，一个个光彩夺目的体操明星，为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带来了活力与内涵，世界冠军与体操精神使这座城市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记者在仙桃市体操广场采访时，碰到前来打货的彭场镇农民刘平得。在4位世界冠军雕像前，刘平得久久注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仙桃人的骄傲。”
是啊，通过仙桃人这几年的精心打造，仙桃成为全国闻名的体操之乡已是不争的事实。体操带来了一座城市的繁荣，也逐渐融铸为这座城市之魂。至目前，仙桃共培养出3个奥运冠军，5个世界冠军，从仙桃走出的50多位体育明星现在已成为我国体操运动的骨干力量。“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处于汉水下游的仙桃历史上留下的更多是贫穷与灾难。《沔阳县志》载：“江涨则没东南，汉涨则没西北，合则四境皆没。”仙桃人民饱受水灾之苦。“十年九水”让仙桃工业起步较晚，农业生产虽有鱼米之利，综合实力仍在低水平徘徊。仙桃人向来有重视体育的传统，早在民国初期，仙桃民间就盛行游泳、武术等体育活动，许多学校开设体操课。在1972年的省级体操竞赛上，仙桃选手崭露头角，以后一发而不可收。1984年，由李小双、李大双领衔的业余体校体操队获得全国男子儿童甲组冠军，仙桃体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随着体操健儿在国内、国际上不断折桂，为仙桃人带来巨大的荣誉，仙桃市委、市政府敏锐地感到，体操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代名词，成为这个城市向国内国际舞台伸展的平台。仙桃市委、市政府果断提出“打造悠久的体操之乡”城市名片，借此大力招商引资实现经济强市。体操明星和体操精神的弘扬，使仙桃市迅速从一个县级市发展成省直管市。
市招商局副局长金勇说，在2005年香港湖北周上，仙桃代表团因4位奥运冠军的加盟而广受瞩目。“此前我们请香港媒体根本请不来，奥运冠军一亮相，他们不请自来，场面十分火爆。”他介绍，把印有奥运冠军的请柬发出后，各路客商的到会率大大提高。
内办体操节会同样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一个普通的县级市要操办国际体操节，看来有些不自量力，但在2004年，仙桃市做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体操高手都慕名来到体操冠军的故乡同台竞技。2006年，仙桃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体操节。勇气从何而来？仙桃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世豪、文化局副局长胡晓华异口同声说：“这就是敢为人先，永争第一的体操精神！”
两届体操节，上千家客商云集，上百家媒体关注，无数体操明星登台献艺，小小仙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第一届仙桃中国体育节论坛上，龙永图道：“仙桃找到了一个融入世界的切入点，那就是———体操。”新华社发文称：体操正成为这个城市的情结，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
体操文化让仙桃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文化的张扬带来了经济的联动。近4年来，仙桃每年引资额都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我省县市中鹤立鸡群。台湾康师傅、香港神羽公司、美国康派克公司、丝宝集团、旺旺集团、燕京啤酒……这样的大企业在仙桃有几十家。
体操文化也带动了群众文化的繁荣。广场文化分30个演出小剧团、社区文化设20个社区文化点、农村文化活动中114个村有文化活动室。以体操文化为代表的社会群众活动在仙桃方兴未艾。
体操精神带动了城市建设，提升了市民素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凸现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在仙桃市采访，我们深深地被这种精神打动，那就是：永争第一的豪情壮志，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记者张孺海易飞潘文华）
不可忘却的文化符号
踏访三千里汉江，我们再也不见帆樯舟影，再也听不到高亢的汉江号子了。
追寻历史足迹，我们深深地感到汉江所承载的那段历史正渐渐地离我们远去，然而，似乎又让我们觉得还有好多好多不该随历史的远去而让我们忘却。
那一座座留下工人血汗的码头，那一家家演绎客商悲欢的会馆，那一声声浸透船工情感的号子，就应该随着现代文明而一同消失吗？我们惶恐，我们期许，我们不安！
三千里汉水，一路流下，拖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城、镇、村、埠来。上游秦巴山区盛产的生漆、木材、苎麻及各种药材，中游南阳襄阳的粮食、桐油、食油及皮油等，强烈地吸引着外地商贾。他们云集汉滨，设立商号，互易有无。每年有大量的山货顺汉江泛舟东下，再由长江贸于外埠。行驶在汉水上来往的商船，聚散着各处的繁华与喧闹。油亮的青石块，依偎着堤岸一路攀升。码头上，停泊着一艘艘大小木船，江面上，常年白帆如云，水鸟绕桅。于是，就有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码头文化。
汉中十八里铺码头，为汉江上游最大的水码头，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十八里铺码头南滨汉水，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因自汉中府衙门东去十八里，码头有十余家小店铺而得名，亦称八里铺。襄阳自古为繁华商业城，五公里江岸即有20余座水运码头，最有名的要数小北门码头，它位于汉江南岸，隔江与樊城公馆门码头相望。沙洋曾有历史上的辉煌，主要就是因为码头，有“小汉口”之称。汉口最早的水码头，如今可考的是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天宝巷等码头。同治七年（1868年），汉口汉水沿岸到龙王庙有码头35个，“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
石条筑垒的汉水码头无疑是一种历史遗存，码头的变迁自然是一种历史见证，这些遗存和见证构筑了可贵的码头文化。有人说，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汉江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汉水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赋予汉水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千百年来，汉水码头几经兴衰起伏，战乱人灾，水患火焚，她却以文化的韧性在汉水人心中留下根蒂。有学者认为，码头足以将江风的多变、狡黠和包容刻入汉水人的灵魂。以码头为特色的世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码头工人那种坚韧、豪爽、诙谐、乐观的性格。
汉江流域，水运和商业发达，各地来往商贾、旅客络绎不绝，商人们需要一个沟通聚会的会所，船帮们也需要一个相互联络的场子，于是各种会馆应运而生。历经岁月沧桑，众多会馆糅合了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风俗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和会馆经济现象。
汉水中游的樊城，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全国11省和有些行帮相继在这里建起21座会馆。这些行业会馆、商会会馆，由各地工商业者或手工业工人创办，也叫“行馆”。
樊城的会馆大都建在沿江一带，建筑年代多在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是清末民初樊城商业繁荣的一个见证。这些会馆座座设计精致，巍峨壮观，显示了地方商团的实力，无不在建筑风格上凸显出自己的魅力。汉水会馆体现与传播了地域文化，会馆的建立使汉水流域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行交流，推动了各地商人在汉水城镇和码头的融合。
遗憾的是，历经百年沧桑，汉江沿岸的大部分会馆已经化为烟云，荡然无存，留下的几座会馆也大都破败不堪，风雨飘摇。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保护和整修现存为数不多的会馆是地方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木船航运时代，汉江上木船的动力来自船工的身体，汉江号子遂应运而生。汉江号子，承传历史，曲牌丰富，旋律高亢，是荡气回肠的生命赞歌。其唱词与民间传说和两岸地理风物、生活形态相关，是汉水文化和风情最有力的历史见证。码头工人搬运货物时此起彼伏的哼嗨加油声，驾船汉子掂篙抢滩时响彻山川的粗狂吆喝声，拉船纤夫背纤跋涉时荡江回旋的汉江号子，始终是镌刻在汉水深处的一阙深沉而又凄美的生命交响曲。
千百年来，汉江号子对汉江航运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铁路、公路和航空等现代交通的飞速发展，加之汉水流域环境的退化，汉江水运走向了衰败。汉江号子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然而汉江号子更主要的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不应忘记的历史记忆。最近，陕西旬阳县组织创作了大型歌舞《喊起号子闯险滩》，弘扬汉水流域原生态汉江号子风格，突出汉江儿女迎难而上的意志和力量，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音乐震撼力。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护和传承汉江号子的文化精神。
历史是文艺之母，历史是文化之根，不断追寻远去的背影，就会留下滋润我们民族的精神之魂！（记者张孺海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