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乔奇 熊巍 实习生王俊 图/记者严斯林

提要 4月底，由楚天金报发起主办的江城十大“草根艺人”评选活动拉开帷幕，在江城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歌厅进入武汉至今，这一大众文化消费已深深地打上了武汉本土文化的烙印。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经历着怎样的故事？本土的夜场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让我们一起关注武汉的草根文化，走进武汉歌厅的后台深处。

天南地北“嘉宾楼”

在江汉路步行街附近，汉口保成路路口，有一家2层楼的无名旅馆。说它无名，是因为这家小旅馆的名字早就被忽略了。现在，这家只能住二三十人的小旅馆，在江城的“草根艺人”圈子中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嘉宾楼。

嘉宾楼的老板娘姓李，是个地道的武汉大嫂。在她的记忆中，最迟从2000年起，她的旅馆便逐渐被一群走南闯北的艺人所“占据”。这些年，她看多了这些南来北往的“江湖客”：他们很松散，几乎毫无组织，有的住几天便走，有的一住就是半年；但他们又似乎很团结，喝酒消夜，吹拉弹唱，几乎见面就是朋友。铁打的旅馆流水的客，其中不乏身怀绝技星途灿烂的“小腕”。也正因如此，在国内的草根演艺群中，李嫂的嘉宾楼多少有了一点“新龙门客栈”的味道。

做了多年嘉宾楼的房东，见多识广的李嫂甚至已能从房客的外形上判断，谁能在武汉的歌厅走红，谁又难以立足。一般而言，在夜场走红了的房客，住一段时间，就会搬走；而那些只小住了几日便再无消息的艺人，没准，过不了三个月便会再次出现在登记台前。

从2000年到现在，李嫂的房客一直在变。唯一没变的是每晚20元的房价。那些演反串的、唱摇滚的、玩杂技的形形色色的草根艺人，操着湖南话、东北话、四川话，背着吉它、萨克斯、大小提琴，从天南海北赶到武汉，通过口口相传，住进了她的旅馆。白天，这些人睡觉、练功、切磋经验，一到傍晚，便各自打车去夜场登台表演。

尽管房客都是歌厅里的艺人，李嫂却很少进歌厅去看节目。闲来无事，她也会和租房的艺人们抹两把牌，拉一拉家常。她有时候会从心底佩服这些艺人：他们大都是音乐专业出身，但选择的生存方式，却是最接近市民的舞台；这些人一晚上走场的收入，多的可以抵她三个月的房租，但生活之动荡，却并不比街旁随工程而走的农民工兄弟强多少。至于武汉演艺市场的兴衰，对李嫂而言，则并无太大关系。但作为一个生意人，李嫂则自然地从房客进去的数量中看出：武汉的歌厅有多火。

一年363天的“好戏”

这是4月21日晚上，一个普通的周末。8时30分不到，位于解放大道宝丰路的蓝天歌剧院，已经挂出了“今日客满，明晚赶早”的标牌。熙熙攘攘的人群围着剧院的楼梯入口，和一脸爱莫能助的保安争执。而在这个标牌的旁边，另有一块醒目的牌子，用鲜红的油漆写着：“周末加价10元”。

在河南粮食系统就职、到武汉公干的周先生，当日是第一次走进歌厅。他告诉记者，河南本地也有类似的消费场所，但从未去过。这次到汉，朋友中的资深玩家执意带他到武汉的歌厅“见识见识”。刚刚进场找到座位的周先生显得很兴奋。节目还没开始，但周围爆满的观众和整场热闹的气氛，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而此时，“蓝天”的老板兼金牌司仪童辉，才刚刚泊好自己的“宝马”车，杀到后台。4月21日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这样的工作他一年要经历360天———实际上，整个2006年，“蓝天”一共演了363场。从出道时做歌手到如今成为全武汉最火爆的夜场之一的老板，童辉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节目开演之前，一脸疲惫的童辉边换装边告诉记者：当天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

终于，记者在后台听到场内爆出的掌声。从装有8个话筒的篮子里，童辉随便挑出了一个话筒，试了试感觉，迈步走向前台。晚9时，节目开演。

几乎就在同样的时间，包括蓝天歌剧院在内，武汉有十几家座位在千余左右的大型歌厅都开始了一天的演出。如果算上其他的小场，每天晚上，应有万余市民在歌厅的舞台前度过。据该市文化部门的统计，2006年，该市以歌厅消费为主导的平民文化消费，已形成一个多亿的庞大市场。据称，武汉最大的一家歌厅，注册资金甚至已高达3200万元。

可以为武汉歌厅产业的火爆作注脚的一个小花絮是：去年6月，“8＋1”武汉城市圈文化联席会议开幕前夜，黄石、鄂州、孝感、黄冈等9市的文化局长们被请去领略了一番江城的一家音乐厅。当时，面对来自武汉周边的同仁，武汉市文化局负责人用了9个字来形容武汉的歌厅文化：“档次高，规模大，观众多。”言语间不乏对武汉市民文化产业的自豪。

歌厅的舞台与酒吧的模式

2003年夏天，“非典”的阴云尚未散去，武汉的夜场遭遇到了近10年来最大的寒冬。令人大为意外的是，这年6月，一档名为《爱情ABC》的歌厅节目，在汉口JJ演舞台连演了20天，场场爆满。这台节目演出的盛况，此后曾一度被武汉市文化部门定位成该市专业文化团体成功走向市场的标志性事件。接下这档节目，并最终拍板逆市而上的人，就是如今经营汉口JJ演舞台将近10年的谢枫。

在圈内，“乒乓高手”谢枫被称为武汉夜生活史的“活化石”。这个年届不惑的汉子，早年毕业于武汉体院，专业是武术的他此后被分配到了江汉区文化宫。1999年，JJ迪厅倒闭，颇具市场眼光的谢决定接下并改造JJ，走上了“演艺文化”的道路。

作为夜场文化消费的提供者和亲历者，老谢对江城十多年来夜场文化的变幻了然于胸。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酒吧和迪厅在武汉的兴起算起，大武汉的市民真正进入“夜生活”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十多年。这一点，武汉和其他国内大城市并无太大的差别。差别在于，同样是夜生活，武汉人所独有的口味———

“北京人泡文化，上海人泡情调，广州人最直接，泡吧就是泡吧，长沙人图的就是个娱乐，成都人要休闲，相较之下，武汉人则最为草根，图的是个随意。”老谢说，“武汉的夜生活是真正的草根狂欢。”

既泡了吧，又看了戏，不是那么鼓噪刺激，但也别过于正襟危坐，这就是武汉市民在歌厅里所享受到的“随意”。在记者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歌厅从业者都承认，武汉歌厅文化受长沙影响颇深，问题在于：“青出于蓝而有别于蓝”，歌厅一到武汉，便自然地打上了武汉人自己的烙印。

对此，武汉最早的歌厅之一、新中原演艺会的老板李平深有体会。早在1996年，从湖南考察归来的李平就开了一家名为“中原”的歌厅。当时占武汉夜场主流的是舞厅。“别人以为我们也是舞厅，但进来一看，不是一个样。”

李平当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来扩展影响，顺便观望一下市场。现在看来，当时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一年之后，当“老中原”搬迁变成“新中原”的时候，武汉已经陆陆续续冒出了好多同类的场所。

买票进场，坐下看戏，一杯茶从头喝到尾，这就是歌厅在武汉出现之初的消费场景。转眼十年过去，如今的歌厅，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观众喝的不再只限于茶，还有啤酒、红酒和洋酒；舞台早已告别了早期茶楼式的简陋，各个夜场在灯光声影上早已不计投入；长年揣摩观众神经的松紧度，已让当初完全不懂文艺的李平成了综艺节目的专家。就在今年4月，李平花了800万元重新装修自己的剧场，仅舞台上的LED屏一项，就砸下了50万！

“拼实力的时候到了。”“老江湖”李平平静地对记者说。

俗雅之争的背后

“你对我已疲倦了吗/为什么你不说话/再爱我吧/没有我你怕不怕……”

这首周华健的《再爱我吧》，是来自杭州的摇滚歌手陆明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从出道至今，沈阳音乐学院科班毕业的陆明已经在夜场的舞台上唱了17年。他可能是武汉歌厅目前最为年长的摇滚嘉宾。

4月底的一个晚上，在汉口滚石音乐台的舞台上，陆明的这首《再爱我吧》还只唱到一半，场下已有观众开始送酒———武汉观众这一恶习，始于2004年前后———记者看到，观众“送”来是半扎洋酒外加三瓶啤酒。陆明无奈地接过酒，场下开始响起有节奏的呐喊。

“只要你们能在我唱完的一刹那，全体起立一秒钟，这酒我就喝。”陆明说完，接着往下唱。“没有我你怕不怕/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一曲终了，全场观众十分配合地在三二一的倒数声中起立一秒钟。这时候聚光灯大亮。灯光下，陆明一口气干了手中所有的酒，汹涌的汗从他黄色的发线中淌下，滴在眼睑上晶莹剔透。陆明抹了一把，旋律顿转，唱的是“我的家乡在日喀则……”

“观众要我疯狂。我要的只是尊重。”表演结束后的陆明对记者说。42岁的他，每个晚上就这样边唱摇滚边喝酒，几乎是以身体相搏。

其实，从挣钱的角度来看，陆明已完全没必要再来唱歌。2000年，陆明第一次来到武汉。他到武汉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保成路口的嘉宾楼。此后，他逐渐在舞台上找到感觉和财富。现在，已定居杭州的他有自己深爱的老婆、公司和幼儿园。但每年的春秋两季，只要有朋友邀请，他还是会准时地飞来武汉，上台摇滚。

“你不在这个舞台上唱过，你就不知道这个舞台有多么诱人。”陆明说。学声乐的他进过正宗的歌舞团，签约过知名的唱片公司。但真正让他觉得最接近艺术理想的，却是歌厅的舞台。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很多人将歌厅文化归为“俗文化”而耿耿于怀。

这个关于“雅俗之争”的心结，并不只让陆明一个人感觉到不公平。“为什么谈起歌厅，就总有人说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东西？”蓝天歌剧院的主持人童辉就曾这样“质问”记者。

对于歌厅的“俗”，湖北省文化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评价：平民文化的定位本身就十分复杂，但说歌厅是俗文化，应该不算批评，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认可，毕竟，“俗”和“低俗”根本不是等义词。不过，目前少数歌厅的确有“打擦边球”的灰色地带。靠什么内容来取悦观众，这是歌厅产业发展中的大问题。

明天用什么打动观众

2006年底，已在江城夜场声名鹊起的笑星阿星，被曲艺家何祚欢先生正式收为关门弟子。了解阿星奋斗历程的人，不妨将此看作是这个江城土生土长的“草根小伙”提升自己的又一次努力。实际上，在此之前，身价大涨的阿星已经开始刻意地控制“跑场”的数量———这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的重要，另一方面，则是在主动地谋求一次个人演艺风格的蜕变。

阿星告诉记者，在上湖北省2005年“春晚”之前，他才第一次有所“觉悟”：目前歌厅舞台上草根文化，有必要通过更进一步的提炼方能走向新的高度，否则，不断的重复只会让观众厌倦。这个将武汉方言搞笑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艺人，很明显发现了自己早年表演中的糟粕因素。他对记者坦言，与电视台的合作，让他摆脱了自己身上许多不良的“歌厅习性”。阿星的“蜕变”，正好发生在2005年。

如果问起武汉歌厅最红火是在什么时候，几乎所有的圈内人都会告诉你：2005年，那曾经是最好的年代。

武汉的很多歌厅老板都对2005年有着深刻的记忆。用他们的话说，那一年武汉人真是“疯了”，歌厅不用做广告，不用做太多的营销，自然就有人如潮水般涌来。那一年，歌厅的环境、节目和主持人的水平，似乎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多，人气旺。

“但现在谁都不知道两年后武汉的歌厅会变成什么样子。”谢枫在采访中这样对记者说。近年来，谢枫亲眼看着“死掉”的大小歌厅已不计其数。这一点，和歌厅文化的发祥地湖南颇为类似。2005年，记者在长沙采访全国闻名的“田汉大剧院”时曾惊讶地得知，在市区人口不过百万的长沙，歌厅最为火爆时，竟号称有歌厅7000家，而且“天天晚上翻台”。但最后，真正存活下来的品牌场所，不过数家而已。

对此，李平的看法则更为直接：目前，汉口的歌厅已经过剩。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判断，他才会一次砸下800万元做装修，同时将分店开到江西南昌，以图开疆拓土，谋求新的市场。

歌厅的“过剩”带来的是残酷的竞争。随着市民夜生活娱乐方式的增多，歌厅想要留住回头客已是越来越难。为此，江城较大的歌厅，目前已明显加快了硬件改造和节目更新的步伐。资深的歌厅观众会发现，一个星期不去，舞台上的面孔已经换了大半。而一个节目能保留多久，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看观众的掌声有多少。

“这些年来，因为市场的竞争，武汉的演艺文化几乎天天都在进步。但问题就在这里：歌厅的发展是否跟得上观众的脚步？”谢枫对记者说。从歌厅老板到演员，到经纪人，到节目创作者，这个产业链上所有的人都看似清醒但其实困惑：明天，应该用什么样的新东西来打动观众？

也许这种与生俱来的困惑，正是这个行业蓬勃向上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