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璐（武汉大学新闻博士生 430072）

曾庆香（武汉大学新闻研究生 430072）

近年来，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类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煤矿安全事故因其接二连三地发生，频率之高、伤亡数字之大，成为媒介的报道重点。据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煤矿事故3000余起，矿工死亡近6000人。2006年，在政府大力整顿下，情况有所好转，但大大小小的矿难仍以惊人的伤亡数字震撼着大众。“矿难频发”不仅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也成为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的对象。由于报道角度、报道重点各不相同，矿难报道形成了多元的新闻框架。

一般认为新闻框架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即“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事实的过程，具有转换和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也就是说，框架一件事情就是把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新闻框架中呈现的面貌可能大相径庭。研究国内传媒矿难报道的多元化框架，对媒体改进宣传报道大有裨益。

稳压框架：发布权威信息

经历了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瞒报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前期媒介的失语以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滞后引发公众恐慌等惨痛教训之后，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透明度已经大大增加。矿难信息的即时通报和发布，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新闻界的一种常态。媒体在报道中尽快发布权威信息，尽量排除有碍社会安定的负面信息，选择并重组对政府形象有利的信息进行报道，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去稳定公众的情绪，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实际上是一种“稳压框架”。

2005年8月，广东兴宁发生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大部分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政府对事故的紧急处理和进展，从措词严厉的标题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稳压框架”的运作：《中纪委监察部介入广东兴宁大兴煤矿矿难调查》（人民网2005.8.10）、《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要让非法矿主倾家荡产》（广州日报2005.8.12）、《广东兴宁矿难每位遇难矿工家属将获20万赔偿金》（新华网2005.8.29）。

正是通过媒体不断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告知事故最新的处理情况，一个象征正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形象被塑造了出来。在黑龙江七台河煤矿事故现场，矿长和总工对国家相关规定一问三不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怒斥道：“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南方周末》2005.12.29）在山西大同左云特大矿难瞒报事件发生后，李毅中说：“媒体和群众监督十分重要，必须改进事故信息管理处置工作，保持监督渠道的畅通有效。”（新华网 2006.6.5）这位哪里有矿难就出现在哪里的安监局长质朴而尖锐的语言、不苟言笑的表情以及满脸的愤怒和倦容构成了政府的代表形象。显然，矿难报道“稳压框架”使公众增强了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保障了社会稳定和民心安定。

监督框架：直面事故内幕

矿难与其他类别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相比，有其特殊之处。首先，矿难通常牵涉煤矿安全隐患和官煤勾结的现象。其次，目前我国矿难发生的频率较高，一旦发生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矿难的绝大多数遇难者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矿工，它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生命。这就要求媒介不仅要及时、客观地报道事件的进展，而且还要对矿难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并追查矿难背后存在的腐败、渎职乃至制度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监督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大众媒介作为社会雷达和社会公器，履行着舆论监督的职能。

2005年12月4日，《经济参考报》在《红与黑警示录：追问七台河“11·27”矿难》中，记者用客观的事实对比，对2005年底黑龙江七台河国有重大煤矿发生的安全事故发出了质问，一边是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的“明星矿”，一边是遇难矿工人数的模糊不清。2006年6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山西左云矿难反思：谎言下的死亡之旅》，揭露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灾难背后，存在着官商勾结的利益链。在这些矿难报道中，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人文框架：关注矿工命运

长期以来，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的主流，是那些政治意味过浓的叙事报道，对于事故受害人的报道也停留在宏观关注，内容常常流于空泛，难以引起受众的共鸣。

随着新闻改革的推进，我们惊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开始关注矿工这个特殊的群体，给于更多的人文关怀。作为矿难事件的受害者和社会中的弱者，普通矿工的命运和情感得以在媒体上呈现，这正是“人文框架”的着力点。

媒介对矿工的报道中，遇难矿工的不幸遭遇成为媒介的主要诉求点。矿工的命运从衣着、外貌、工作条件和劳动强度等方面可见一斑。在《广东全省煤矿停业整顿 逃过死劫的矿工陆续返乡》（新闻晨报2005.8.15）中，矿工蔡启煌穿的是“被染成和煤一样颜色的短裤”，身上有“十几个因挖煤受伤而留下的黑疤”，住的是“几十间低矮的简易房子围成一个小四合院”，“拥挤的宿舍里面还要放置矿工的矿灯，甚至井下作业用的导火线和雷管”，而报道中描述蔡启煌神态时使用的词语“哆嗦”、“惊恐不安”、“煎熬”、“不寒而栗”更将矿工在矿井中的劳苦形象展示无遗。

问题与建议

国内媒体对煤矿安全事故的报道，面临着比普通的新闻报道更为复杂的环境和利益冲突。

当一起矿难发生后，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当地政府官员、矿主、遇难矿工以及矿工家属等利益团体都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展开斗争和角逐，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因此，媒体的矿难报道也呈现出不同的角度，形成了多元的矿难报道框架。这些框架彼此竞争，以争取社会大众的认识与支持。目前，我国的矿难报道在稳压框架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监督框架与人文框架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方面，监督框架不论是在报道力度，还是社会影响程度，都一定程度地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和挤压，在政府稳压与舆论监督者的冲突中，媒体的舆论监督者通常都处于竞争的下风。整体来说，矿难报道中调查、监督的一面，往往被稳压框架遮盖了，具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

另一方面，在媒介对矿难事件的建构中，关注矿工命运的声音十分微弱，人文框架的边缘化现象十分明显。作为矿难最大受害者的矿工群体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当矿难的消息从全国各地接连传来时，媒介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中对于矿工的描述往往只是一个遇难数字，但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全国700多万煤矿工人的身影在媒介的报道中极少出现。而像《南方人物周刊》那样专程派记者奔赴各地煤矿亲历矿工的真实生活并贴近采访矿工，还将“中国矿工”列为2005年年度人物的媒体实在太少。

事实上，大众媒介对于矿工的忽视与漠视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一方面，矿工属于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是矿难事故的当事人，但是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利用媒介申诉不幸遭遇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只能在媒介有目的的采访时发出微弱的声音。另一方面，企业化经营的大众媒介面对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诱惑，社会公器的职能受到严重冲击。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新奇的社会新闻、明星的八卦消息、情感倾诉专栏等成了媒介报道的重要内容，远离了普通受众的生活。只有当矿难事件特别显著或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时，媒体才会用较大的篇幅进行报道。

要解决这些问题，媒介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公用事业机构，矿难事件报道涉及公共利益，向公众提供真实、全面、公正的报道是媒介首要的和核心的职能。其次，媒介在报道中要加强对普通矿工的关注，使“人”的命运成为报道的核心。第三，媒介必须在政治诉求、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媒介多元新闻框架的良性竞争与整合，才能在矿难事件报道中塑造新闻事件的媒介真实，并使之尽量趋近于社会真实。

（编辑：王新）#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