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孚逸

省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共建共享的要求，以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扎实推进和谐湖北建设。建设和谐湖北，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厘清共建、共享与分工、分配之间的关系。共建离不开合理地对待分工，共享离不开公平地进行分配，分工和分配的整体态势直接影响着共建和共享的实现程度。

一

共建与共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二者能够互为前提并进行互动，做到以共建推动共享，同时又以共享促进共建，社会就能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会持续提高，共建与共享就处于统一状态。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建与共享的对立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以生产为例，一般存在着两种态度和方式：一是主张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只要生产出来的东西已经满足自己的需要了，就可以不再进行生产了。另一种是强调社会的生产应该是生产者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满足别人的需要，这一思想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必须高于自己的所得，因为不这样社会就没有积累也无从发展，这就是共建。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必须能够获得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所得，这就是共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和科技的进步，共建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质量会越来越高，这就是共建与共享在统一过程中的良性循环。

分工与分配同样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人们现在对分配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而对分工问题则不加关注，这是把矛盾统一体完全分开了。人类处于原始状态时，分工只是一种自然的分工，如男女性别的分工，这时候的分配也是自然发生的并统一于分工。分工从自然分工逐步发展到社会分工，分工和分配的对立就有了基础并逐步开始了。社会分工主要是从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对立开始的，又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有了深刻的表现。社会分工开始时是劳动的分工，如农业和畜牧业、工业和农业等，随着所有制的出现特别是阶级的分化，劳动的性质发生变异，社会上各种人群的对立日益明显有时还走向激化。像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不仅会一直存在着，有时也会趋于严重化。这种情况，在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时虽有变化，对立却无法消除，就是在政治上确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条件下，这种对立也不是短期间所能消除的。由分工造成的对立最直接、最全面地反映在分配上。首先是贫富差距，由贫富差距又衍生出体能和智能的差距以及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从而产生贫与贱、富与贵的等级划分。本来，分工和分配是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已经固定化了，比如干体力活的永远干体力活，乡里人永远是乡里人，贫穷使他们不能接受教育，再加上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使他们始终难以同精神优越和身份高贵的“上流社会”的人并驾齐驱，即使进城务工也难以同城市打成一片。如此看来，由社会分工产生的社会贫富差距，如果不从解决分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入手，就难以真正解决分配问题。

共建与共享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是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能不能合理地对待分工和公平地解决分配，都会直接影响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

二

提出要正视共建、共享和分工、分配之间的矛盾，乍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这样去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建、共享思想的形成，一开始就是从揭示分工与分配的关系入手的。当人们把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看成是合理的分配原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却道出了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矛盾，并指出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来源于因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弊病。

对于分工和分配这样客观现象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从比较中进行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说：“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单更便利的方法。”马克思则认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与此同时，恩格斯一方面指出分工和机器的使用，“是从18世纪中叶起用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的杠杆”，另一方面又强调：“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从事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分工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这一点应该说是公认的；但从人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剥削制度条件下劳动群众的处境和地位来看，又是很有害的。所谓工人变成机器，说的是在资本拥有者的眼中，劳动者和机器一样是供其使用的“物”，劳动者一旦有了这种物的“身份”就无法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革除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或者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包括共建、共享思想在内的共产主义学说的诞生，就是实现上述任务而生的一种时代要求。

人民政权的建立为实现共建、共享创造了前提，也为解决分工、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奠定了基础，但要完全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则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因为这既需要物质条件也需要精神条件。

三

现在中央已经将共建与共享列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课题，因此我们的认识上必须清醒，行动上必须坚决，对于各级领导者来说，尤其要注重搞好思想上的基本建设。关键是要在实践过程中提高理论自觉。要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领会有关这一矛盾的陈述并掌握其要义。

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单单是接受其结论部分或某些话语，而是要在精神实质上下工夫，包括某些结论和话语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针对什么问题并且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而做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亲身经历了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历史活动，从制度的变迁看到社会的进步以及新制度的缺陷，用深邃的历史目光透视现实并设想超越现实的未来社会，这种融经济、政治、文化于一身、而又有科学的哲学思维来统领，并且时刻注意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体系，确实不是摘录几段结论性的话语所能领略得到的。共建、共享和分工、分配的意向和言词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不通过掌握基本原理而去零零星星地翻阅，就难以获得要领。

通过这样的学习和思考，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收获：一是促进理想和现实的更好结合，更有利于用理想指导现实。共建、共享本来是一种崇高理想，如今一旦明确为当今现实，理想就显得很具体而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因此，对理想越是认识得清楚，就越能把握好前进的方向和加大前进的勇气。二是高度的理论自觉有利于提高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信心和智慧。当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在探讨和解决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方法时，都涉及到诸如克服身份歧视，消除职业分隔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实质上讲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都是社会分工的消极影响所造成的。如果能够真正掌握共建、共享与分工、分配之间矛盾关系的理论，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就不会就事论事以至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