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张阳春 本版摄影记者刘大家
禁而不绝的非法产业
重拳之下仍未绝迹的盗版软件市场
多年前，比尔·盖茨曾经梦想，微软要让PC走入每个家庭。
感谢盖茨，因为微软的努力，因为windows的推出，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还应该“感谢”盗版，如果没有盗版，我们买不起软件，没有软件的电脑对于我们只是一堆废铁。
盗版软件，“盗”字当头，毫无疑问，该产业是非法的，是地下状态的。在法律边缘外的盗版软件业如何生存？它的业态到底怎样？
“盗版软件业是一个很大的地下产业，有着严密的组织。对于这一产业的具体情况，我们作为一家企业，无法了解。”当被记者问及盗版软件业的情况时，连邦软件总裁李儒雄如是说。
就此，记者在武汉做了一些调查，试图掀开盗版软件业的面纱。
阳光下的市场
江城武汉，6月，天气燥热。当记者走进盗版软件市场时，发现这里也是热火朝天。
4日下午，中国队首战告负哥斯达黎加，饮恨韩国光州后，记者走进武昌电脑一条街。
武昌电脑一条街是武汉最早的电脑市场，也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电脑集散中心。以武汉大学测绘校区大门为中心，几百米内聚集了数家颇具规模的电脑城，人流如潮，生意红火。
在A电脑城，进入地下室的楼梯口，张贴着一张《关于禁止销售盗版软件的通告》，通告是洪山区“扫黄打非”办2001年6月发出的。走进地下室，是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2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里，大约有50家左右经营鼠标、键盘、磁盘等电脑零散件的柜台。每一家柜台上都堆着几排盗版软件光盘。从每一家柜台走过，老板会职业性地问一句“要么碟”。记者在这里买了一张Adobe公司刚刚推出的photoshop7．0，4元钱。
B电脑城的三楼，过去曾经是盗版软件的一个集中地。可当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盗版软件。但还是有很多老板正在和顾客交易，只要说出需要的软件，老板会熟练地从柜台下拿出光盘。记者还在几家柜台上看到了光盘选购目录，目录列出了软件的编号和名称，其中一张目录上有153种软件，100种左右游戏。
C电脑城盗版软件没有形成市场，只是二楼的几个角落分布着三家柜台，柜台上都堆有盗版软件。
D电脑城离电脑一条街的中心相对偏远一些，是一个衰落的电脑市场。这里没有正规硬件商，一楼全是卖一些电脑零散件的柜台。老板们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位过往者：“软件、游戏要不要？”
走在电脑城外的人行道上，阳光下人来人往。不时有人上前搭讪：“要碟么？”路边还有10个左右的盗版软件地摊，摊主面前无一例外放着一、两个纸箱，里面也无一例外是满满当当的盗版光盘。
除武昌电脑一条街外，分散在汉口的几家电脑城也是武汉电脑市场的重要部分。6月9日下午，记者暗访了汉口的几家电脑城。
走进E电脑城，并不能轻易察觉到盗版软件的所在，而必须向左或向右拐入里间。尤其是右边里间，分布着30多家卖盗版软件的柜台。这里盗版软件的种类更齐全，每家一般有500张左右光盘用特制的木盒装着，堆在柜台上。
与E相隔百米左右的F电脑城，好像是武汉最大的盗版软件买卖市场。上百家的柜台堆着满满的盗版软件，人流熙熙攘攘，使这里如同集市一般。
G电脑城是一个大型电脑、手机市场，但看上去比较清冷。从大厅走上二楼，径直向里走，发现众多的商户只经营一种商品———盗版光盘，大约有30家左右。
市面上的盗版软件主要是装机常用软件、经典软件、最新软件等。所有盗版软件都以光盘论价，一张4元钱，这是目前武汉的市场统一价。小老板们熟练地操作着生意，顾客煞有其事的挑来挑去、谈质论价，看上去购买者都不感觉这是地下买卖。
盗版是怎样“炼成”的
25岁的小张前两年曾在汉口某电脑城做过一段时间盗版光盘的中间批发商，对盗版软件业有切身的感受和了解。小张向记者讲述了盗版软件这一地下产业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做盗版软件，首先得解密正版软件，这是做“母盘”。做一张“母盘”的价格一般是2000－5000元。国内的桃花岛、黑白道、0day等工作室就是专门做盗版软件“母盘”的。微软产品等大型软件，一般是中国台湾、美国等地解密做“母盘”，藏经阁系列游戏软件是香港地区做的“母盘”。藏经阁“母盘”做得非常出色，出了150多期，已成为盗版游戏软件的一个品牌，甚至有人以高价收购全套藏经阁。
做好了“母盘”，就是工厂生产线压盘。武汉市场上的盗版软件一般是从广州流入。光盘压制工厂大部分在广州或其周边地区，都是很隐蔽的地下工厂，就算在广州做批发的盗版商也未必知道工厂的情况。有时候，一些正规工厂，也做一些盗版光盘。光盘生产线压制出来的盗版软件，其质量并不差。
在广州，有盗版软件交易的专门卖场。卖场里，批发商看光盘封套选货。一个大批发商一般平均每天进货5－10“桶”，一“桶”是125张光盘。光盘从广州运回武汉，一般走铁路，偶尔也会采取空运抢时间。批发商们都打通了运输路线各方面的关系，很少会在运输过程中遭遇检查。而且，有些盗版软件采用了加密技术，有些盗版软件光盘和封套分开运输，这都使盗版软件更“安全”地流通。
批发商直接把光盘批发给电脑城里各零售商，也会批发给一些中间商。批发给零售商时，以包为单位，10张一包。一个批发商一般每天能够出货80％－90％，情况好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张光盘出货。销售情况好的盗版软件零售柜台摊点，一天能够卖出100张以上光盘。
小张做中间批发商的时候，武汉市面上盗版软件的价格还是5元一张光盘。那时，批发商从广州进货的价格是每张光盘2．8－3．0元，再以3．5元的价格批发给零售柜台摊点，或者是以3．2－3．3元的价格转给中间批发商。中间批发商批发给零售商的价格也是3．5元。
做盗版软件也很讲究软件策划、市场预测等。盗版软件商们都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推出最畅销的软件。有些软件，正版还没有正式公开销售，盗版却已经在市面流通。游戏“最终幻想8”，盗版就比正版早5天出来。当时武汉的2个批发商进了20多“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全部批发出去了。
几乎100%的盗版用户
就盗版软件的使用，记者随机采访调查了一些电脑用户。调查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电脑用户都在使用盗版软件，有40％的电脑用户从未购买过任何一款正版软件。在正版软件用户中，部分只是因为对计算机病毒的顾忌，购买过正版杀毒软件而已。多数被调查者在使用盗版软件上不存在任何顾虑，他们认为盗版软件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使用盗版软件是理所当然的。
盗版软件的用户群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政府、企业等集体用户。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软件正版化，但由于财力问题，正版化步履缓慢。武汉市版权局市场处黄绍勇处长说：“武汉市所有政府单位软件实现正版化最起码需要2000万的投入，但现在财政上都不愿意拿出这部分钱。”
众多的企业更不愿在财务上“额外支出”这笔正版软件的费用。商业软件联盟（BSA）副总裁鲍伯·克鲁格认为，经济不景气是许多公司冒险使用盗版软件的原因之一。“经济衰退，经营困难，公司怎么有精力关注软件的合法性？”他说。
另外，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电脑硬件市场上大量的装机商，在为顾客安装操作系统等初装软件过程中，没有一家不是在使用盗版软件。
今年5月28日，BSA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软件盗版率上升，这与前6年逐年下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湖北连邦软件公司总经理程建国向记者介绍，盗版最严重的软件主要是针对个人用户的办公软件、游戏软件等，杀毒软件、财务软件遭遇盗版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武汉市版权局的执法人员一年从市场上收缴盗版软件10来万张。但黄绍勇处长说：“这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真正盗版软件的数量无法统计。”
笼罩软件业的阴影
扎在人堆里的老外也在电脑城选购软件
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就是：应用软件开发之路，还走得下去吗？
李力是武汉硕思软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硕思位于武汉关东创业园，是武汉市屈指可数的几家应用软件产品开发公司之一。硕思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硕思网页编辑器、硕思即时通等。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李力？因为公司软件不断遭遇盗版，产品销售一直严重受挫。前年，硕思试图在国内销售两千套软件，可是那一批产品现在还有一大部分积压在仓库里。李力说：“我们不排除也许存在的公司自身经营问题，但盗版的大量存在是致命的打击。”
正版、盗版，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当正版推动着软件业向前滚动，盗版却将它拖回到软件业这枚硬币的阴影之中。
存在即合理？
随着电脑的日益普及，我们已经离不开软件，我们已经无法逃避盗版。我们不得不思考盗版软件存在的原因。盗版软件这一地下产业如此“兴旺”，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盗版的“合理”之处何在？
“盗版不是简单的一个行业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深层次原因的社会问题。”武汉市版权局市场处黄绍勇处长这样认为软件盗版问题。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市场需求、用户基础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对于盗版软件这一地下产业来说，同样如此。
软件用户在比较正版、盗版软件价格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盗版。一套正版OfficeXP在连邦软件专卖店的价格是3940元，而盗版只要4元。正版软件定价奇高、盗版软件价格低廉，这也许是软件用户购买盗版的最大驱动力。
使用盗版没有任何风险，盗版软件用户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不会受到任何道德谴责。所以，即使某些正版软件定价相对比较合理，比如一套金山词霸的价格是128元，法律观念欠缺、知识产权意识不足的用户还是会从切身利益出发，选择盗版。
记者采访了几位电脑用户，除了正版软件价格不合理外，正版软件商的服务也难以让用户满意。一位用户这样表示对正版软件的不满意：“售后服务一般，和盗版没有什么差别；产品升级后，所购软件成了鸡肋。”
国内最大的正版软件销售组织连邦软件的总裁李儒雄认为：“当前中国盗版软件市场存在并猖獗，首要原因是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漠；此外，盗版业利润丰厚，属于暴利，又不存在太大的风险，也是商家趋之若鹜的原因。”
当前，盗版软件的存在也许是“必然的”。比如说，我们很少人买得起微软的正版windows，但我们又都不得不用微软的windows。
武汉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专家宁立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和国家软件产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我国软件业还处于发展阶段，软件盗版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这一阶段。盗版不合法，但合情，合乎发展规律。在版权保护方面我们得唱高调，但具体做法要符合国家软件业的发展。”
游戏规则被蹂躏
硕思还是坚持应用软件产品开发的道路，但对公司的具体策略作了一些调整。现在，硕思集中主要精力开发国外软件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这些国家的盗版情况让硕思的忧虑减轻很多。
在盗版的冲击下，坚持还是转向？不光硕思面临这个尴尬的问题，国内众多应用软件开发公司都犹豫过，如金山、实达铭泰等。
盗版的存在打乱了软件产业的运转规则。软件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应该是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而现在的软件业是死气沉沉、人人自危。李儒雄说：“软件产业原本应该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而现在的软件产业是高投资、高风险、低回报。没有很多人愿意去投资软件产业。”
正版软件的价格是一个怪圈。用户使用盗版，主要是觉得正版软件价格不合理；大量盗版的存在，致使正版软件销量很小，为收回成本软件商又只能把价格定得很高。这是一个价格恶性循环。李儒雄说：“软件业应该有一个规则：软件产品价格比较低。可是由于盗版，导致很大一部分软件产品价格很高。”
软件公司只有在市场上得到回报才有发展，而现在的软件市场被盗版掠夺殆尽，这使得很多处于生存线边缘的中小软件企业难以发展壮大。李力说：“在国内市场，我们产品的制作成本、营销成本都很难收回，更不用说研发成本了。公司的后续开发、营销受到严重打击。”
国外软件公司的一些流行软件遭遇盗版比较严重，这从表面上看来受害的只是国外软件公司，其实不然，国内软件公司受伤也很深。中国软件产业起步比较晚，当前软件产品在技术、功能等方面还难以与国外同类软件抗衡，但国产软件有着价格优势，同类产品国产软件价格往往是进口软件的几十分之一。比如，金山希望通过自己的WPS打败微软的Office，然而当软件用户4元就可以用上盗版Office时，就没有人去用WPS了。盗版的存在，使国内软件与国外软件竞争中仅有的优势丧失，民族软件产业发展受到严重抑制。
立法与执法
高悬于盗版软件市场上的标语，多少让人有些感叹“正版的无奈”。
盗版软件使用者没有风险，盗版软件经营者的风险也很小。曾经做过盗版软件生意的小张说，执法部门一般一个月有1－2次行动，电脑城会通知各商户“今天不让卖”，只是偶尔才会有突击检查。
几家软件开发商、软件销售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了进一步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的希望。李儒雄认为，“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快速执法的方法严厉打击盗版”。Adobe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我国在保护软件知识产权、打击盗版立法方面，除了《著作权法》外，还有专门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知识产权专家陈传夫认为，对于打击软件盗版，我国在立法上的力度还是很大的。但陈院长同时表示：“我国在保护软件著作权上主要问题是执法机制不完善和执法不严。”
我国对盗版软件的市场整治工作，由版权局主管，工商局、公安局协管。最近两个月，武汉市版权局明显加大了整治市场的力度，但是收效不大。经过了与盗版经营者间太多反反复复的“游击战”，执法人员也觉得，太累了。
黄绍勇处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盗版肯定是要打击，但是让执法人员去消除盗版是不现实的。黄处长说：“我们有事就管，有举报就查，有精神就贯彻，有投诉就受理。”
当前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并不能让黄处长满意，法律和管理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市版权局想成立版权登记机构、版权投诉机构，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力。黄处长还举了一个例子，《著作权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著作权管理工作。”该条款交代了著作权的管理主体，可是没有提到市县一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而这一级却正是市场的具体管理执法者。
“我们不敢说盗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打击盗版难度很大。”黄处长向记者诉说了作为盗版软件市场整治者的一些苦衷。经费缺乏、人员不足、体制不完善，这些都困扰着他们。还有，管理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打击盗版，首先得鉴定盗版，可是有一些管理人员还是“电脑盲”。
盗版是个全球问题
商业软件联盟（BSA）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软件盗版率增长到了37％，而1999年的盗版率是36％。盗版软件继续给软件行业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软件公司的损失比往年下降了3．5％，为110亿美元。专家认为，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新品推出慢、价格低造成的。
东欧再次成为盗版率最高的地区，高达63％，占了全世界盗版损失的3％。自从1994年以来，该地区一直“独占鳌头”。在该地区内部，俄罗斯和乌克兰排在前面，盗版率分别达到88％和89％。拉丁美洲以58％排在东欧后面，战火纷飞的中东以57％紧随其后。
越南使用的软件中有97％是盗版，排名世界“第一”，这还比1999年略有进步，当时是98％。印度尼西亚的软件盗版率也高达89％，1999年只有85％。
美国盗版率最低，是24％。然而，北美地区盗版造成的损失占全世界的25％，每年将近30亿美元，欧洲略高，占26％。
东欧、南美、东南亚等地，盗版非常严重。李儒雄认为，这与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关，它们的文化不是很支持知识产权；其次，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另外，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也是盗版猖獗的原因。
一些软件业发达、盗版率低的国家，对于盗版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在韩国，如果发现软件用户使用盗版就罚款，罚款的三分之一归软件厂商，三分之一归执法部门，三分之一归行业组织，这样各方面的利益都被调动了起来。
萎缩消亡还是越演越烈？
李力和业内朋友聊天时，常说：“如果没有盗版，软件业是蓬勃发展的春天。”
“没有盗版”的理想会实现吗？对于未来，盗版是萎缩消亡还是越演越烈？李力觉得：“现在是盗版登峰造极的时候，而且五年内不会有任何好转。”李儒雄认为，没有外在的压力，盗版不会萎缩消亡，只会越演越烈。作为盗版市场整治者的黄绍勇处长，更是发出感慨：“到我退休之年，也不会看到软件盗版现象根本的改变。”
盗版软件作为一个地下产业，有着利益的驱动，它不会自己终结自己。盗版业自身也在不断“前行”。业内人士观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软件盗版也在向网络传播方向发展。
有一种定论：任何技术上的措施都不足以保护软件不被盗版，盗版的技术总是能够攻破防盗版的技术。简单的市场检查整顿，只是治标不治本。黄绍勇处长认为，解决盗版问题，除了健全立法执法体制外，关键是从源头上治理，政府应加强对软件用户的教育，培育人们的法制观念。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软件盗版程度紧密相关，往往经济越落后的国家盗版问题越严重。当软件的价格相对于人们收入水平比较合理时，面对盗版问题，我们也就比较轻松了。
我国已经加入WTO，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承诺：“无论以源代码或以目标代码表达的计算机程序，
均应作为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所指的文字作品给予保护。”WTO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能够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市场环境。
Adobe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认为，中国已经加入WTO了，软件盗版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黄绍勇处长却担忧：“当前的软件业市场环境离WTO的要求还很远，将来在WTO规则面前，我们肯定会面临一些麻烦，或许还会交一些学费。”
也许当我们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和软件大国后，盗版就会慢慢萎缩消亡。
拍盗版
在摄影镜头前，盗版贩子匆忙躲闪。失去这个位置，他能找到新的立足之地吗？
为了这期稿件的配图，21日下午，记者再度前往武昌电脑一条街，走近盗版软件市场，同行的还有本报摄影记者刘大家。
夏日的下午溽暑难当，谁也不愿意在烈日下多呆半分钟。几个电脑城前的人行道上，却依旧是人来人往。
A电脑城地下室，当日格外热闹，熙攘的人流，满眼的盗版光盘，还有两三个黄发白肤的老外扎在人堆里挑选软件。大厅的正中央上方多了一条红色的条幅“打击盗版，支持正版，有理有序，发展市场经济”。走了一圈后，记者刘大家拿出相机，先是在角落楼梯口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向里走举着相机对着不同方向按快门。顿时，整个大厅一阵慌乱，老板们快速把柜台上的装盗版光盘的箱子搬入柜台中。
拍了几张照片后，我们走了出去。
在外面和另一个电脑城转了一圈后，我们决定再回去看看。经历了刚才的骚乱后，现在是什么情形？从另一入口进去，场面依旧如故。记者刘大家决定把悬挂的条幅拍下来。再次举起相机，于是大厅内再次一阵混乱……
我们向外走到电脑城门口时，一位自称电脑城管理人员的中年妇女和一位保安拦住了记者，询问我们的身份并让我们出示证件。记者出示了记者证后，他们埋怨我们没有和他们通气就直接过来。
他们还说，盗版软件已经好多天没有卖了，前天刚刚开始卖。（据记者核实，情况属实，有关主管部门及该市场此前组织过对贩卖盗版软件的打击和检查。）
往回走的路上，一名和我们一起从电脑城走出的男子对我们说：卖盗版软件的不少是为了“谋生活”，赚几个小钱，如果报道导致打击，别人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
戏剧性的画面，使我们久久难以释怀。“赚小钱”，可以成为盗版的理由吗？如果没有盗版，他们又会怎样？
电脑市场是社会高度进步的信息时代的标志，走在前面的人行道上，却不断遭遇搭讪的人们：有卖盗版影碟的，有发假证名片的……他们难道真的没有更好的就业门路吗？
默默走过，心头有不堪承负的苦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