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匪首先抢走了钱箱，薛兴和王胜利腰间的手枪甚至还来不及拔出来，就被强行搜走了。绑匪们又推又拖，要把我们带走，我们叫喊着：“我们是来送赎金的，为什么不叫忠强出来，为什么要带我们走？”绑匪像哑巴一样，任你大喊大叫，就是三缄其口。绑匪押着我们急行军，一路上把我们身上的手表、手机、皮包全都掠走了。

绑匪挟持着我们，狂走了1个多小时，树林越来越密，阳光只能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射下来，盛夏的酷热被隔得很远了。这地方静得让人不自在，除了鸟叫声，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我们5人被他们钳在中间走，叫累了，也骂累了，这些家伙就是不理会。绑匪不愧是丛林的主人，走了这么久，他们仍脚底生风，黝黑的脸部肌肉动也不动。不久，我们就被带到一座山的山腰里，让我们休息。

一停下来，我就叫小林把我的愤怒告诉他们：“你们怎么不讲信用，说好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现在我大哥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要扣押我们？什么时候放我们走？”

为首的一个绑匪用手机跟什么人联络完，就在我们面前坐下来。看起来他是绑匪里有地位的小头目，身材瘦小，眼神锐利，不苟言笑的样子，绑匪叫他“阿贡”（小林认为这是个绰号，或者说是代号，绑匪头目都不用真名）。“阿贡”说，我们有5个兄弟在菲律宾政府手中，我们希望借中国政府给菲律宾政府加压，用你们早日把我们的弟兄换出来。他强调说，你们的生命是安全的，张忠强也很安全，你们会见面的，我们保证这一点。

原来，绑匪是以释放大哥忠强为诱饵，引我们上钩。

薛兴使劲朝王胜利眨眼睛，我知道他是想拼一拼。我急忙使眼色制止他们，轻声说：“大哥还在他们手中，等碰头后再见机行事。”

休息一会儿，绑匪们又开始赶路。森林这样稠密，一棵大树紧挨着一棵，粗的细的藤条缠着树身四处垂挂，我们只能从大树枝叶间的缝隙钻过去。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我们持续走了7个多小时，也不知到了哪方地界。

翻过一座大山，到了一个大湖泊边。绑匪把我们弄到几只细长的独木船上，向大湖深处划去。慢慢地，前头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芦苇丛。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座由毛竹、芦苇、茅草搭成的高脚屋出现在眼前。

十几个绑匪带着我们上了高脚屋。高脚屋有近20平方米面积，隔成两间。折腾了9个多小时，我们很疲惫了。在晚饭煮好之前，过分疲劳使我们沉沉睡去。

在这里，我们4人共呆了3天时间。绑匪这时候对我们还行，没有随意打骂，一天让我们吃到三餐，有时煮饭之前还会询问我们想吃什么，一般都可以吃到湖泊里捉到的鱼。

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我们吃喝拉撒都在这屋子里，想到要喝可能含有他人排泄物的湖水，我的胃就开始翻腾。与我们对话的主要是小头目“阿贡”。一想到绑匪不讲信用，想到我们送赎金居然还被绑架，大家就怒不可遏。我们强烈要求让大哥与我们相见。“阿贡”很少与我们正面冲突，反复表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这样做只是为了对换人质。你大哥有人保护，生命绝对有安全保证。”

3天时间过得很漫长，我们有时也在商讨逃跑的途径和可能性。绑匪把我们安置在隐蔽性很强的湖中间，既是为了预防政府军偷袭，又可预防我们逃跑。无论我们是选择游泳还是乘船逃跑，都很容易被绑匪发现。因为大哥还在他们手中，我们一致同意等与大哥碰头后再探讨应对之策。我每天催问与大哥会面的时间，绑匪的答复千篇一律：“快了。”

就在我落入绑匪之手的同时，父亲在老家也提心吊胆。原来是约定一把大哥接回来，我就挂电话回家报喜。到了下午4时，始终坐在电话机旁的父亲还是没等到我的电话。父亲放心不下，拨电话到菲律宾工地上询问。